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举动。
过去中方对美国人员的制裁极少列出具体人员名字，而且这一次制裁对象达到28人，从规模上看，也是以前少有的。
但是，在这一制裁令出台后，仍有人冷言冷语，意思是这个制裁对这28个美国前官员很难形成“有效杀伤”。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制裁令打不疼对手。
真的如此吗？
1
从制裁公布的时间上看，美国当地时间1月20日12时，拜登宣誓就任新一届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任期在这一刻就正式宣告结束。所以，制裁令出台时，名单上的那些被制裁对象已经是“前政府官员”。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们成为普通美国公民。中方的制裁不会影响中美政府层面的关系。
再来看制裁令中的表述：
这其实是列出了，制裁这些美方人员的主要原因。正因为他们干了这些事儿，所以才被纳入这份制裁名单。
中方决定对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负有主要责任的28名人员实施制裁，包括特朗普政府中的蓬佩奥、纳瓦罗、奥布莱恩、史达伟、波廷杰、阿扎、克拉奇、克拉夫特以及博尔顿、班农等。
这里是给这28人下了一个定性：在涉华问题上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或者负有主要责任。
这些人及其家属被禁止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他们及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已被限制与中国打交道、做生意。
这清晰地列出了对这28人的制裁的方式是什么，他们会在哪些方面受到制裁。
可以看出，制裁这28个人，展示了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决心。
而且，这些人下台后即将进入美国一些企业、机构，但还没有来得及公布聘请他们担任职务的消息（他们有的人可能已为自己找好了退路）。但北京在这一时间点上宣布制裁决定，显然会让他们立刻体会痛楚。因为，可能有的企业或机构就此要跟他（她）说再见了。
如果提前宣布这一制裁令，一方面可能会令这些人在“最后时刻”更加疯狂挑衅，二是制裁效果或许没那么明显，让他们心里有所准备，在下台后找愿意雇佣他们的其他企业或者机构。
这份制裁名单上，剩下18人都是谁？
对于这个问题，在21日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天用一句话作为回应：还有哪些人做了坏事，他们自己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2
这份制裁令，能不能打疼这些美国前政府高官？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他们过去怎么利用中国这个“大市场”来捞取利益。
第一个方式，是演讲和代言。
美国前政要下台之后涉华“捞金”，最为中国人所熟知的是来华参加商业性演讲和餐叙。如果是参加商业活动，一般出场费都相当高昂。
比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2年曾到深圳参加一个滨海楼盘的开盘仪式，2003年又到成都为白酒品牌“剑南春”做代言，根据媒体当时爆料，克林顿的身价为140万美元。
除他以外，前国务卿鲍威尔、奥尔布莱特为100万美元；前副总统戈尔为80万美元。
一般会有专门的经纪公司和经纪人，代理双方的联系和会务业务，沟通费用和行程安排。比如一家经营相关业务的中国公司在其官网写着，“邀请国外领导人到世界各国演讲，参加圆桌会议，参访企业，出席新闻发布会、晚宴、庆典、开幕式、启动仪式、品牌活动，或担任企业总顾问，或成立个人基金会，参与重大商业项目运作”，“为合作伙伴打造世界顶级朋友圈”。
2017年，刚刚被特朗普解雇几周的班农，受香港某公司邀请在投资者大会上发言，据称一趟捞得30万美元。发言之前，班农还被安排与一小部分对冲基金经理和投资者午餐。
第二个方式，是经商或当顾问。
相比演讲走穴，直接经营与中国有往来的贸易和咨询公司，或者担任大公司的政策和法律顾问，是更多美国前政要选择的方向。
比如，小布什时期的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雷文凯卸任后，就开了一家名为Export Now的贸易公司，为美国中小企业提供打包仓储、出口、报关、营销一站式服务，帮助美国中小企业打入中国市场，还曾在天猫商城开店。
Export Now官方网站对中国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介绍。
再比如，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美国国防部长科恩所创立的科恩咨询公司，在北京和天津都设有办公机构。前副国务卿马克·格罗斯曼、尼古拉斯·伯恩斯，美国国土安全部原副部长、前美国海岸警卫司令詹姆斯·劳艾，美国陆军装备司令部原总司令保罗·克尔恩等都在该公司任职。
前政要利用在华盛顿的人脉及与中国的关系，从事相关的咨询、公共关系和游说工作，也有天然优势。
Arent Fox官网的中国业务一页写道，“我们为希望在美国开展业务的中国公司或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提供咨询，我们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律师团队”，“能说流利的中文（普通话和粤语），对当地商业惯例了如指掌”，“在美国主要城市都有良好定位”，“帮助客户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复杂诉讼中规避美国的法律”。
Arent Fox的中国业务页面，背景是北京国贸中国尊。
此外，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在香港有上千家注册公司，几乎所有大公司都与香港有业务往来，制裁对班农等人涉港活动的打击显然更大。
3
从已经列明的这10个人的背景看，可以分成三类：
第一类，像蓬佩奥是特朗普政府国务卿，奥布莱恩是特朗普政府国安顾问，博尔顿是对华鹰派也是奥布莱恩的前任，他们负责全面对抗中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第二类，是因为在台湾问题上频频挑衅。比如阿扎、克拉奇和克拉夫特，都是多次发声“挺台”，甚至不顾北京警告搞“访台”。
第三类，是抹黑中国疫情、攻击中共、煽动对中国采取贸易大棒政策。比如纳瓦罗、史达伟（担任特朗普政府助理国务卿）、波廷格和班农。
具体到这10个人，其实这次的制裁也能打疼他们。
蓬佩奥及其妻子之前与科氏集团关系非常密切，而且在蓬佩奥成为众议员之前，科氏集团还给蓬佩奥的小公司投资了9000万美元，因此蓬佩奥卸任后科氏集团很难再收留蓬佩奥。
阿扎在2012年到2017年担任大型药企礼来公司美国分部总裁及药厂说客团体生物技术创新组织董事会主席，制裁令或使他很难回归商界。
克拉奇还曾是史上最年轻的通用汽车副总裁，制裁令一出在中国有着诸多商业利益关系的通用汽车等公司很难对他说出欢迎二字。
据称克拉夫特的丈夫，也在中国有一定的商业利益。经过美媒调查显示，他在成都、武汉和郑州，设有贸易代表处。
《纽约时报》估计，如果中方的制裁措施彻底落实。仅仅就这28位官员，他们每年的损失，粗略估计不低于30亿美元。打蛇打七寸，中方制裁令之下，估计很少有美国企业敢雇佣这28个人了。这就等于掐断了28个人的再就业之路，断了他们的财路。
香港经济学家、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梁海明告诉刀哥，外交部的做法，更可让现任的美国官员在考虑对华政策时，需要掂量他们的政府工作，是不是可以做一辈子。如果不能做一辈子，他们离开政府之后，他们及家属们，是不是一辈子都可以不和中国有相关的往来。
梁海明认为，包括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政客们，如果继续反华，相信此类制裁迟早也会轮到他们。这种制裁是有具体实际意义的，最主要就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家属，以及他们的关联企业，不能和中国产生相关业务。
也就是说，他们和中国的钱途已经被砍断了。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大多数跨国企业因为不想被中国制裁，就会非常谨慎，不与这被制裁的28人有往来。
梁海明对刀哥说，特别规定制裁人员及其家属不允许与香港、澳门生意往来，一方面显示了近年美政客干扰香港事务、不断出台制裁对等反制，让他们为中美关系恶化负责担责；另一方面，这种制裁，实际上也会影响美国现任政府对华政策中的涉港问题处理方式。
更重要的是，这也发出一个清晰信号，西方国家那些反华政客，如果继续他们的反华行为，最终也会受到中国制裁。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