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深圳和苏州处于你追我赶的状态，并没有谁真正坐稳了工业第一城。

1月19日，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贾兴东在做客本地“民心桥”节目时表示，2020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预计实现增长2%，规模以上总产值3.7万亿元左右，连续2年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

回望2020年上半年，根据公开报道，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越上海和深圳，成为全国第一大工业城市。

此番深圳官方的表态，正式确认了深圳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这个指标上“重回”第一城。

但处于中国工业城市第一方阵的深圳、上海和苏州，近年来一直处于你追我赶的局面，深圳并未拥有全面领先的优势。如果同时算上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等几个指标，三城将继续角逐中国工业第一城。

一般而言，伴随着大城市的发展，尤其是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比重会逐渐提升，但这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去工业化”。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国一些重点城市中，近年来出现了重新重视制造业的趋势。

中国工业城市第一方阵

2017年，上海、苏州和深圳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均超过了3万亿，三座城市构成中国工业城市第一方阵。

排序来看，上海为33989.36亿元，苏州为31956.21亿元，深圳为30702.7亿元，深圳为首次突破3万亿。

短短2年之后，深圳后来居上，2019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为3.68万亿元，位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同年，上海的这一数值为3.44万亿元，下降0.3%；苏州则为3.36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并且与上海仅剩下小幅差距。

2020年上半年，苏州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1.55万亿元，超过同期的上海近500亿元，被视作成为了中国第一大工业城市。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并未查询到深圳公布2020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数据，仅查询到规模以上工业销售产值为1.558万亿元。

但在三座城市中不断变化的排名可以看出，深圳、上海和苏州的工业总产值处于你追我赶的状态，并没有谁真正坐稳了工业第一城。

三座城市的工业发展各有特点，上海是我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重、轻工业门类之全称得上中国之最；深圳的高技术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颇有特色，二者在2019年的增加值占深圳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高达66.6%和71.9%；苏州同样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大力发展外向型产业，同时也走向了自我创新。

如果说工业总产值衡量的是总规模，那么，工业增加值更能反映工业发展质量。在这一项指标上，上海和深圳同样竞争激烈。

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9109.54亿元，增长9.5%，成为全国首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的城市。同年，上海实现工业增加值8694.95亿元。

但2019年，上海工业增加值达到了9670.68亿元，又反超了深圳，排名榜首，深圳则以9587.94亿元次之，与上海相差了几十亿元。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因素的影响，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1.6%，如今全年预计增长2%，呈现明显的复苏之势，而全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有望再与上海一争高下。

相比之下，苏州在这一项指标上与上海、深圳拉开了一定差距，2019年，苏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7592.42亿元。

但苏州在2020年上半年的表现十分亮眼，除了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反超上海500亿元之外，在疫情的影响下，苏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仍然实现了1.6%的正增长，截至2020年11月，这一涨幅已经扩大至5.5%。

“争夺”制造业

在上海、深圳和苏州之后，其他重点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断档”，6000亿元区间的城市仅有重庆，5000亿元区间的有广州、东莞、泉州、宁波和无锡，4000亿元区间的有佛山、武汉、天津、杭州、北京、南京和成都。

这些都是万亿或准万亿GDP城市，但其工业增加值的排名与GDP的排名有较大出入。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万陆不久前在一个论坛中表示，过去半个世纪，发达国家和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去工业化”，工业比重在持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去工业化往往伴随着收入增长的停滞，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万陆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想把创新做好，必须要牢牢地和工业化绑在一起，工业化、创新、可持续增长是三位一体的过程。

从城市的层面来看，近年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业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占比逐渐提升，但与此同时，一些重点城市表现出了“重拾”制造业的决心。

2018年，上海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吹响重振“上海制造”集结号。

杭州在2019年9月推出“新制造业计划”， 计划到2025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5000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达到6800亿元。

2008年，杭州第二产业占比尚有50.0%，但到了2019年，已经下降至31.7%，下降幅度仅次于天津，但远远快于其他诸多一线、新一线城市。

杭州市委主要负责人曾在2019年表示，制造业是当前杭州最大的短板，“新制造业计划”是杭州打造新引擎、打好翻身仗的根本指引。

南京则在2020年公布的“四新行动”（新基建、新消费、新产业、新都市）方案中提出，2020年新型都市工业产业规模要达到600亿元。在南京主城实施“退二进三”二三十年来，又首次对玄武、秦淮、建邺、鼓楼和雨花台五个区各下达上百亿元的新型都市工业产业指标，这被南京当地媒体称为将工业“迎回”主城。

对于很多城市而言，制造仍然是经济发展的根基。尤其是在工业互联网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将可能颠覆传统制造模式，催生出大量的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华南城市研究会副会长孙不熟表示，从大的方面说，当今中国被“卡脖子”的产业也基本都在制造业领域，半导体、芯片、大飞机、高端装备这些先进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必须攻克的难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