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国会暴乱事件发生后，Facebook、Twitter等多家社交媒体平台相继封禁了特朗普的个人账号。尽管后续有的平台又实施了解封，但总体而言这些举动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封禁是好事，避免了煽动暴力的风险；也有很多人谴责封禁这种行为侵害了言论自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研究员即本文作者迪帕扬·高希认为，社交媒体在当前商业模式下，需要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推送高度个人化的内容以迎合用户口味，但同时也有可能催生更极端的内容。他结合美国社会环境分析指出，当下美国社交媒体必须在自我审查以约束过激言论和等待政府监管介入之间明确做出选择。
特朗普用社交媒体发布误导性的内容、煽动自己的几百万关注者，数年来时常引起争论。如今社交媒体巨头Twitter等终于鲜明地摆出立场，封禁了特朗普在平台上的账号。这是否表明社交媒体公司针对其平台上可能产生危害的内容的管控出现了转折点？是否预示着社交媒体即将在政府政策和自我监督之下迎来变革的新时代？
对许多人来说，特朗普被封禁是件期待已久的好事。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还有很多人谴责这种行为侵害言论自由。明确地讲，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只是保护个人言论不受政府镇压，私营企业审查其平台用户则并不违法。但即使不是与第一修正案相关的法律问题，私营企业“禁止”用户（特别是特朗普这样的著名公众人物）使用其平台也没有什么正当性。很多美国人提出，且不论言论自由，这种行为清楚地表明了主流媒体对保守派的固有偏见。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认可这种忧虑，她的发言人提到“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因此“美国总统的账号被永久封禁是有问题的”。
与此同时，认为封禁是合理措施的人也表示，封禁一个账号并不足以解决导致1月6日国会山事件的根本问题。特朗普发布的煽动暴力的信息无疑是一大重要原因，但社交媒体平台上普遍存在的扩散和放大阴谋论、边缘人群和其他有问题内容的倾向也不可忽视。
这些问题很难解决，一个关键原因是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等）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传统监管方式大半无法奏效。有几个关键的维度值得考虑：首先，传统的有线电视新闻（以及其他传统新闻媒体）信息量有限。新闻媒体网络数量有限，能够触及大量受众的黄金时段和头版头条位置都有限。相比之下，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信息量从本质上讲是无限的，可以有几百个账号各自更有针对性地瞄准某一个受众群体。
其次，传统新闻内容是在编辑监督下制作的：由制作人团队及其管理者决定在相应新闻网络或特定发布空间内传播怎样的信息和观点。这种情况下，企业更容易把握在其平台上分享的内容，第三方也更容易追究企业的责任。社交媒体则恰恰相反，平台只是用户内容的媒介，用户内容受到的审查较少。
最后一点，传统新闻媒体的观众和读者一般必须主动选择自己消费的内容，比如选择观看哪个节目、订阅哪个专栏。而社交媒体用户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看到的内容。相反，平台运用复杂的算法，提供能让用户不断下划的的内容，因此往往令用户接触到自己根本不会去看的激进信息。
重要的是，社交媒体平台和许多传统媒体公司都是受利益驱动的——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本身并没有问题。然而，社交媒体和传统媒体用于最大化利益的策略截然不同，用同一套监管框架根本行不通。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虽然可能造成极化，但有限的信息量和编辑视角通常会促使这些企业尝试触及更广阔的市场，因此不会发布极端内容。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则要利用用户个人数据推送高度个人化的内容，以期延长用户浏览的时间，于是催生了更多迎合用户口味、因此可能更极端的内容。媒体政治极化的问题并不新鲜，但目前社交媒体模式（不可避免地）催生的高度个人化的极化，带来了一种独特的威胁。前不久美国国会大厦的暴力事件充分说明了这种危险。
不过，这种可怕的事件可能有一点点好处，就是鲜明地凸显了目前正在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成为真正的转折点，促使各方为此制定解决方案。Twitter等前所未有地封禁特朗普账号，说明（迫于内外压力的）社交媒体监管的新时代可能即将到来。接下来的几星期和几个月里，我们可能会在几个关键领域看到有实质影响的整体改革：
首先，这些自发的举措，说明了行业内部自律的重要意义。除了封禁特朗普，Twitter还实行了一系列其他改动，如封禁了七万多个与QAnon阴谋论团体有关的账号，Facebook则开始封禁带有“停止窃选”（stop the steal）的内容。其他平台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内容封禁和内部调整，如YouTube称特朗普账号里部分内容煽动暴力，将之移除，并将该账号上传的新内容全部封禁一周；Snapchat锁定了特朗普的账号；Stripe则关闭了特朗普竞选网站的支付通道。
尽管如此，Facebook和Twitter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花了这么长时间才开始审查特朗普，这个事实引起了质疑：倘若这些企业及早采取措施防止算法造成的政治极化，是否能避免国会山暴力事件。有人提出，这些企业近来的行为只是为求自保，试图赢得接下来的民主党政权（可能会对社交媒体严加监管）支持，而不是意识到了其平台造成的危害。要想实现真正的改变，美国企业和政府领导者不能只把这种变革视为党派相争的机会，用于打败某个对手或推广某个政治诉求，而是要应对问题的根本原因。为此，尽管平台自律在变革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同样需要政府支持。
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政府正在讨论《通信规范法案》第230条（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保护互联网公司不必为其平台上传播的用户内容承担责任的联邦法）应当如何处理。近期的事件和反垄断方面的担忧表明，拜登-哈里斯政府上任初期可能会考察如何运用监管更好地保护公众免受有害信息的影响。比如国会可能会督促社交媒体平台在透明度和数据保护方面遵守一定的标准，符合标准才能受第230条的保护——这一原则下的两党立法改革已经提交审议。另外国会还可以提出分离第230条，让社交媒体企业为用户制造的虚假信息和仇恨内容负责。这种方式与前不久《打击网上性交易法案》/《制止网上性交易法案》（FOSTA-SESTA）的分离措施相似，减少了对为非法交易提供场所的网络平台的保护。
除此之外，既然民主党赢得了总统大选和国会两院的席位，我们有望看到隐私、市场竞争和算法透明性等技术监管方面发生一系列变革。奥巴马政权的基准隐私提案在陷入僵局的国会停滞不前，但拜登政权将获得由民主党占大多数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支持，有望推动全面的隐私监管规则出台。比如《诚实广告法》（Honest Ads Act）就是一个唾手可得的成果，这项数字政治广告透明度法案由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提出，被当时由共和党主导的国会搁置。现在若能重新提起这项法案，民主党主导的国会很可能支持，迅速争取到提倡隐私保护的选民。
事关民主制度，企业与监管者当下的行动将会决定公共话语的未来。社交媒体公司乃至更大范围的科技公司现在必须做出重要的决定：是要在严格监管介入的风险（以及扩散有害内容带来的道德风险）之下继续无限制地吸引用户，还是借由更积极的自主审查（就像最近许多企业所做的那样）先一步约束过激言论？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前段时间的事件表明，现状无法维持下去，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抉择。
关键词：社交媒体话语权
迪帕扬·高希(Dipayan Ghosh)|文
迪帕扬·高希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数字平台与民主项目联席主任。他曾在奥巴马任内于白宫担任技术和经济政策顾问，并曾在Facebook担任隐私和公共政策问题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