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1月13日文章，原题：我从“被污染”的欧洲出发，经历了中国的极严新冠隔离手段：防护服、纸尿裤、监控和禁酒
去年11月，我在布鲁塞尔接到远在上海的哥哥的电话，得知父亲得了癌症，我需要尽快赶回去。但世界正被一场大流行病所吞噬，而我正身处一个病毒蔓延的大陆，那里高居中国的不受欢迎名单之首。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工作人员核实入境人员信息。
为了登上为数不多的价格高昂的航班，我必须通过两项新冠病毒检测。一个是鼻拭子采样，另一个是血液采样，均要在出发前48小时内在中国领事馆批准的实验室进行检测。中国规定，所有入境旅客都要接受为期两周的严格隔离，特别是来自欧洲国家的人，因为中国人认为这些国家不愿或无法控制疫情。
去年夏天，我在瑞典过了几个月。在那里，似乎只有神经过敏的人才会担心新冠疫情。只有一次，我在购物中心看到一群医务人员对人们进行检查。那是为了检查头虱。
我花了两周才办完乘坐中国航空公司航班所需的手续。当我在阿姆斯特丹登机时，本以为会见到笑容可掬的空乘，没想到看到一队从头到脚都裹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他们非常谨慎，我感觉自己像是被绑架到UFO上的可疑标本。
上海海关人员对入境旅客进行健康声明卡信息核查。
乘客多数是中国人，许多人全副武装。每个人都是带着两份核酸检测阴性结果上飞机的，这个机舱一定是欧洲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中国乘客也会按照指示尽量待在座位上，甚至在12个小时的飞行中不去上厕所。
机组人员在飞行过程中不能脱掉个人防护装备，最好穿上纸尿裤。一名空姐告诉我：“穿上这套衣服，我们可以来回飞，不用每次都隔离14天。但穿成这样工作可不好受。”
飞机降落后，海关人员走上飞机，检查是否有人生病。接着我们排队进入检测站，得到一个二维码，再接受护照检查。几乎所有环节都是经过防护的、非接触式的，线路经过了精心编排。工作人员把我们带上指定的大巴车，再送到隔离酒店。走进酒店房间时，一名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我刚经过的走廊上喷雾消毒。我问她是否是因为我才这么做的。“是的”，她说，“有新来的人，我们都要对走廊消毒。”
在我入住期间，消毒人员每天对走廊进行6次喷洒，木板和地毯因此变色、褪色。机器发出嗡嗡的声音，让我感觉像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人员每天也会对我的房间进行喷洒，因为我可能会把病毒沾到丢的垃圾上。每天医生会来查看两次，记录我的体温，我隔着门报体温读数。有一次，她要求当场测量，看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抵达中国那天，父亲和哥哥站在我隔离的酒店外面，在街上向我挥手，然后去医院做救命的手术。
隔离的最后一天，酒店要求我支付7000元的食宿费。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每天500元的费用似乎并不能弥补经营一家四星级酒店之外的消毒和后勤保障的巨大工作。
酒店给了我30分钟时间，按照单程出发的路线：放下门卡，沿着标示的路径，不碰任何东西，尽快从正门离开。自由自在地，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上海的人海中。
明媚的清晨，人们赶着去上班。地铁、商店和办公楼的电梯挤满了人。恍恍惚惚的，我走在一个没有新冠病毒的华丽大都市里，熙熙攘攘，感觉一切都那么熟悉，似梦非梦。
我见到了哥哥，去探望了父亲。他的手术成功了，当时已恢复了一个星期。
在“自由和民主”的欧洲，人们生活在疫情阴影的压抑当中。而在中国，制度是限制性的，但人们几乎完全不受禁锢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病毒的影响。他们可以自由地拥抱、聚会和繁荣。
当天晚上，哥哥带我和朋友们在上海一家人气很高的酒吧聚会。没人戴口罩，没人谈疫苗，一时之间，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感觉时间已经快进到了202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