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普通人的生活，遭受了来自互联网的“降维打击”。
一
“像你这样来买菜的年轻人很少了”
谢阿姨是市场里的一名鱼贩。
那时我还在赣南某报社做美食编辑，下了班，打算回家做道“赣南小炒鱼”给家人吃，又怕自己不太会处理鱼，便在鱼摊前犹疑不决。最终，还是鱼贩先开的口。
“小伙子，想买鱼啊？”
“嗯，准备做个小炒鱼。”
鱼贩笑眯眯地说：“哎呀，阿姨这里正好有1斤多的草鱼，做小炒鱼正合适，今天都快卖完了，便宜点给你。”
在得到我的点头默许后，她麻利地捞起一条鱼，摔晕刮鳞，取出内脏。
我买鱼的卫府里市场大门。
我暗自打量起面前这个忙碌的女人：身材矮小，头上顶着时髦的金色大波浪，和防水胶衣胶鞋的穿着格格不入，棱角分明的脸颊上嵌了一对丹凤眼，唇上还抹了口红。
这个阿姨还蛮讲究的嘛，我心想。这时，她突然起身，把杀好的鱼装进袋子递给我：“小伙子，鱼我已经给你剁好了，回家冲一下就可以做。”
我打开一看，鱼身已经切成了大而均匀的薄片，鱼头和鱼尾整齐地码放在上面。我付过钱，连连道谢，阿姨挥挥手：“下次再来啊！”
从那以后，我买鱼都只到金头发阿姨这里买，听市场里的人都叫她谢阿姨。一回生二回熟，每次去买鱼，谢阿姨都拉着我聊家常，从她的话里，我知道她有2个女儿，其中1个和我差不多大。
提到这个，谢阿姨感叹：“你们年轻人啊，就喜欢抱着手机电脑玩，我就不会玩，所以和家里两个聊不来，现在像你这样来买菜的年轻人很少了。”末了又嘱咐我：“但是，小伙子你要减肥，不能吃那么多！”
卫府里市场入口
10月份，“社区团购”在赣南这个三线小城遍地开花，光我住的小区，就有3家平台、8个自提点。所谓“自提点”，实际就是路边的社区便利店——不论是卖灯管的，还是做玻璃的，只要有门店，一律成了电商平台的领地。
小区电梯里轮流播放着“0.01元抢皇帝柑，72元抢4斤牛肉”的广告，居委会管理员也变成了“社区团长”，每天都要在业主群和朋友圈发上好几遍团购信息。
小区居委的朋友圈。图源：朋友圈截图
架不住“击穿底价”的宣传，我也在平台上买过1分钱1斤的脐橙、18块一斤的猪蹄和5块1条的鱼，到手才发现，脐橙就像白开水，勉强解个渴；鱼是冰冻的，就算用葱姜蒜料酒腌过，吃起来还是又绵又腥。
“便宜就行咯，随随便便解决一顿，又不用出去买，方便一点。”家人都这么宽慰自己。但我是对“吃”很看重的人，没过几天，我又来到了谢阿姨的鱼摊上。
社区团购0元购页面。图源：App截图
市场没有原来那么热闹了，下午6点，大部分的摊贩都收铺了，连关门最晚的调味品店也拉下了门帘——以往，这个时间点可是菜市场的“晚高峰”，即使是下了班、不想做饭的年轻人，也会来转转，买点粉面应付晚餐。
我穿过一排冷清的商铺，来到一盏白色长管灯前。谢阿姨面无表情地坐在鱼摊上，见我来了，才打起笑脸：“小伙子来了啊！”
我朝四周扫了一眼，坐在了谢阿姨刚才坐的椅子上，像平常那样打开了话匣子：“阿姨，现在到处都是社区团购的广告，很多人在社区团购上买鱼了，你知不知道？”
话刚说出口，我突然意识到互联网的事，她可能不懂。正要换个话题时，谢阿姨却放下了手里的鱼，看着我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用手点了点周围的摊贩：“就是这个社区团购，搞得我们这段时间都没生意做，你看看，现在都没人了。”
说完，她又开始忙碌起手上的鱼。鱼池里，氧气管咕噜咕噜地冒着泡，鱼儿围在一圈，贪婪地吸着氧气，掀起阵阵波浪，我一下看走了神，觉得这水面的浪花，好像“时代的浪潮”。
下午5点的市场
二
“那时候生意好哇”
谢阿姨本名谢宝珍，1970年出生在赣南的水西小县城。
70年代的赣南穷得叮当响，属于台海前线，不发展工业，小县城两面依山，适合生长的脐橙还是新鲜作物，两面傍水，却连种稻谷的田都没几块。谢阿姨在家长到19岁，身高只有1米47：“当时饿的哦，天天去山上折马齿苋，放在太阳下晒，晒得没那么涩了当饭吃，头上长满了石婆（虱子）都没力气捉，想着媒人上门提亲，把自己嫁出去就万事大吉。”
事情如她所愿，成年后没多久，提亲队伍就走进了她的家门。1990年，谢阿姨的大女儿出生了，饿了20年的谢阿姨，没有足够的奶水。吃苦耐劳是客家人的天性，看着层叠峰峦的山山水水，她和丈夫商量，决定卖鱼营生。
那时赣南除了城区，基本上都是山路。托了上天的福，谢阿姨家离赣江并不远，每逢农历双数、客家人“赴圩（集市）”的日子，夫妻俩就去江边买鱼。买来的鱼用搪瓷盆装着，再用担子挑到赣县、虎岗等离江边更远的乡镇去卖。
“你别看现在去虎岗开车一下子就到了，（那时）好远！老天爷，挑着个盆子，走过去得几个小时。”谢阿姨看着我，嘴巴张得老大。我被她浮夸的表情逗得直乐。
那段日子虽苦，但讲起来，她眼睛却是闪着光的。
1993年，赣州卫府里改造成为农贸市场——这里原是明清时期的赣州兵衙，1927年国民党发动“白色恐怖”时曾被用作刑场，后来一直荒废，直到改造计划出台。谢阿姨认为机会来了，和丈夫商量，用卖鱼几年存的钱，租一个小商铺。
“我们（本地人）都是很传统的，觉得这里风水不好，而且赣州人比较稳重，没有十足的把握不会做生意，当时做生意的人少，租这里的人更少，我们想的咧，卫府里再怎么也是城区，租金也便宜，就租下来了。”
赣州靠近粤北，卫府里市场内，有很多开了30年的正宗潮汕熟食店。
如今看来，她的决定是对的。卫府里市场位于老赣州城区的黄金地段，旁边是本地人至今还喜欢去的赣州公园，往前走100米，就是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场建成后，1层卖菜，2层3层卖衣服杂货，之后的很长时间，逛卫府里市场都是赣州人的潮流。
“那时候生意好哇，最多的时候我们租了6个铺子！”谢阿姨翘起大小拇指比了个“6”。挣了钱的谢阿姨在水西盖了栋房子，成了当地最早盖水泥房的人家，逢年过节，亲戚都聚到她家。“不过咧，就是没什么时间管女儿了。”谢阿姨顿了顿说。
后来，大女儿去了武汉学建筑专业，又考了研究生，全奖去了德国留学，回来后进入武汉某单位当公务员。但这些，谢阿姨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的：“我都随她，反正我也不懂，江西很多人都不让女孩子读书的，我就让她读。然后就在武汉做公务员哇，准备在武汉定下来了。”
卫府里市场外的街道，能通向赣州公园。
然而，舒坦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1999年，谢阿姨的丈夫患上了肠癌，她思来想去，觉得问题出在了卖鱼上：“卖鱼太辛苦了，吃饭有一顿没一顿的，他还抽烟，吃槟榔，就得肠癌了。”
丈夫没法继续卖鱼了，谢阿姨把档口退掉，只留下1个。她安慰自己：“正好不用那么累。”卖鱼之余，谢阿姨带着丈夫四处求医。赣南地区普信中医，两口子走遍了各大医院，无果，转而寄望于中医和偏方，卖鱼攒下的钱，很快就散得一干二净。
千禧年到来，火热的生活随着20世纪一去不复返。2001年，谢阿姨的小女儿出生，日子却没有因此好起来。她长期一人在市场奔波，抱病在家的丈夫因此患上了疑心病——一天下午，她在市场的发廊洗头，丈夫突然闯进来，当着众人的面扯她的头发，质问道：“你是不是在外面有男人了？”
“放他妈屁咧，就乱讲。”谢阿姨吐了口口水，摸摸头顶金黄的大波浪，说，“我原来长得确实很漂亮唉，直到现在还有老头拐追我！”
卫府里市场内，颇有年代感的商铺。
两口子的拉锯一直持续到2016年。那年年底，丈夫去世了。可能是他生前对谢阿姨的不信任，或是疾病导致的家庭返贫，也可能是想到他年纪轻轻就抛下母女仨离开人世，讲到这里，谢阿姨脱口而出：“啊，他终于死了。”随着阴冷的傻笑，这个话题戛然而止。
这些年，积蓄都拿去给丈夫治病了。往时逢年过节必到的亲戚开始躲着谢阿姨，怕她管自己借钱。家里除了当初盖的水泥小楼，什么都没有了，她被水西镇政府评为贫困户，没过多久又摘了，觉得太丢人：“村里的人都说当贫困户好，我就看不起那些人，有手有脚不去做事，天天等着别人给，不过我两个女儿读书，政府确实帮了很多，我非常感谢。”
丈夫去世后，她打算在仅余的摊位上继续做下去。她算了一笔账：摊位月租2000元，仓库1500元；卖鱼水电需求大，每月500元。好歹她也是老商贩，熟人多，门路广，前些年开拓市场，攒下了一批固定采购商，一个月稳打稳扎也能挣个6000来块，若碰上酒店、大排档多进货，还能赚更多。
然而如今看来，这个目标是越发不可能了。
卫府里市场，卖水产的摊位基本都撤走了。
三
失落胖头鱼
市场外，天已黑透，谢阿姨拉着我，打开了一个社区团购APP。
“这就是那个社区团购吧？”她问我。
“是的。”
谢阿姨蹙起眉头，说最近2个月，鱼摊的营业额都只有2000来块，大多还是酒店订的货。菜场里，来买鱼的人压根没几个。
APP页面上闪烁着“今日红包福利”，点击后便弹出信息：“您已获得85.59元，推广提现。”还有1分钱一份的蔬果，做任务就能领。
我问谢阿姨怎么看待这些营销策略，她不以为然：“虽然我做的这个是小生意，但是做生意的人都一样，是不可能亏的，就像超市一样，买了多少钱就可以抽彩电，目的还不是多卖货？无奸不商，现在给你的，以后要几倍的拿回来。”
下午5点的水果摊，店主坐在摊前等待来客。
听她说完，我一阵默然。天色已晚，我顺势道了别，提着鱼回去了。到家后，内心却良久不能平静，思来想去，还是向单位请了4天假，决定去谢阿姨的摊位上帮忙。谢阿姨一开始拒绝了我，怕我受伤，央了几次，她才勉强同意了，让我第二天早上8点到。
但卖鱼哪有8点去的道理？第二天早上，我5点40分就起了床，6点钟来到了谢阿姨的鱼摊前。
“怎么那么早就来了？”谢阿姨见了我很是惊喜。
“8点钟鱼都卖完了，你还想骗我？”
她点点头：“小伙子确实蛮机灵。”
可我还是晚了一步——谢阿姨的鱼摊在凌晨3点钟就忙开了。天还没亮，她就拿着酒店的预定单，去仓库逐个备货。有条件的大酒店一般都有养鱼池，送活鱼去就行；连锁餐厅和大排档则没有，她要一条一条把鱼杀好，去鳞去内脏，打好包，等酒店的人来取，或是在午市开业前送过去。
备好预定的鱼货后，菜场的早市开始了。谢阿姨往摊前的鱼池灌满水，又从仓库捞来一批鱼，倒入池子，供客人挑拣。等我赶到时，她已经把这些活忙完了，让我坐下。我摆摆手说不用，往鱼摊后一站，双手放在腹前，像餐厅里准备招待客人的服务员。
12月月底那几天，赣州只有3度，菜场的阴暗潮湿让寒冷变得更刺骨，我穿了2件毛衣还是冷得跺脚。谢阿姨坐在椅子上，眯着眼，满是老茧的手冻得通红。我问谢阿姨：“冷吗？”她说早就习惯了。
早上7点半，天亮了，按理说，该到了老头老太集体出门买菜的时候，可我环顾四周，发现市场依旧冷冷清清。见我站在一旁干着急，谢阿姨头也不抬，说这段时间就这样，没事。
早上8点，我拍下的菜摊一景。
时针指向10点，终于来了第1位客人。他要了一条雄鱼（胖头鱼），我穿好围裙，学着谢阿姨的模样，麻利地从水里抱起一条鱼——没想到，那鱼力气真大，鱼尾一扫便甩我脸上，我赶紧把它卸到菜板上，闭上眼，操起菜刀背，朝着胖头猛地敲了几下，鱼终于不动了。
刮鳞是个细致活儿。胖头鱼的鱼鳞细小，鱼身又滑，真操作起来并不简单。谢阿姨嘱咐我要刮干净，否则不好吃。翻来覆去刮了几遍，我又从上到下摸了一遍，确保都干净了，再从鱼头处下刀，把鱼剖开，除去内脏，鱼泡单独拎出，给客人留好。赣州靠近湖南，我猜它的鱼泡和鱼头会被做成“剁椒鱼头”，身子则是一道“客家鱼丸”。
把鱼递给客人后，我们收到今天的第一笔进账：39元。我脱下围裙，理了理沾满鱼鳞的头发，谢阿姨望向我，笑着问：“好玩吧？”
我在杀鱼
之后陆续来了两三个客人，买的都是1斤多的鲩鱼；也有光问不买的——有一回，客人在摊前驻足，我微笑着迎上去：“师傅您要什么鱼？”
“小伙子，你们这鲈鱼和鲩鱼怎么卖哦？”
“鲩鱼7块钱，鲈鱼13块一斤。”
话音刚落，那人头也不回地走了——在社区团购APP上，鲈鱼9块9一条，鲩鱼1斤只要2.99元。
胖头鱼卖出的39元，竟成了当天最大一笔零售额。
结束了上半天的生意，市场里升起了饭菜的香味。菜贩们都自备了小电饭煲，家里带来的食物，热热就能吃。
饭毕，谢阿姨打算到江边进点货。路上，我们的电三轮驶过新修的柏油公路，沿岸的风景从眼前掠过，谢阿姨突然指着某处，说：“原来这里都是山坡，我们当年‘赴圩’就是在这边进的鱼。”
进货的地点距离市场20多公里，谢阿姨没有更好的选择：“现在靠近市区的江边都做成景点了，卖的鱼比我们都贵。”渔船上，我看着鱼贩们一来一往地报着进货价：鲩鱼3元一斤，鲤鱼2元一斤，鲈鱼8元一斤，雄鱼2点5元一斤。乍一听，毛利似乎挺高，我默默算了一笔账，发现扣除掉房租水电，1条鱼实际上赚不了多少钱。
但饶是如此，依旧会有客人嬉笑着脸，要我们抹去几毛钱。
四
饭店也用社区团购
在鱼摊帮工的第2天，依旧是早上6点到。
想起前天回家时，给家人亲戚讲起鱼摊一天的见闻，他们并不感兴趣，觉得我去帮工实在是多此一举，“随便看几篇报道也能写出来”。我没理会，想着还是要脚踏实地。
这天有5家餐厅订了货，但都没有配货员，要谢阿姨亲自送过去。我是美食编辑，对赣州的餐厅了如指掌，便主动领下送货任务。架不住我的央求，谢阿姨答应了：“到10点没人来买鱼了，我跟你一起去。”
在著名景点郁孤台送鱼
10点过后，果然没客人了。我们把要送的鱼一筐一筐往电三轮上搬，一筐撂上去就是“咚”的一声响。订货的5家餐厅在我供职的报社做过推广，我和老板都颇有交情。然而那天，作为他们的“供货商”，我突然感到浑身不自然——据我所知，他们进得最多的鲩鱼和鲈鱼，到了夜市就会摇身一变，成为招牌菜“赣南小炒鱼”和“炭烤深海鲈鱼”，卖到48元或者88元一份。
生意做得最大的时候，谢阿姨曾经“拿下”过赣州大部分餐厅。提起这个，她仍有些不甘：“本来也是要零售转批发的，就是那个死老头拐（指丈夫）。”如今还从她这进货的，就剩这么几家了，“餐厅又不讲究那么多食材的品质，什么便宜买什么，在那个社区团购上买，第2天就送到门口。之前XX楼、XX悦（几家赣州名店）都是我们送的，现在都不来了。”
我安慰她：“三分天注定嘛。”谢阿姨闷闷地叹了一声，不说话了。电三轮停在餐厅门口，不等我搭手，她便抬起几十斤重的筐，一步一步挪向后厨。
订鱼货的餐厅
送过鱼后，我们回到市场继续营业。谢阿姨的手机响了，微信收款提示已收到了当天的第22笔收款，后面是今天的营业总额，共计774元。接下来再送一家麻辣烫店，我当日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X亮麻辣烫”开在商城步行街，是家新店。我提着切好的鱼片进了门，老板是个胖胖的女人，她接过袋子，扬起头问我：
“小伙子，你是谢阿姨新来的帮工啊？”
“是的。”我应道。
“明天我们那个单子暂时别送了。”她轻声嘱咐。
“啊，为什么？”
见我一脸疑惑，她将我引到一只冰柜旁，用手指了指冰柜角落里堆着的袋装鱼片：“我们先用这个了，团购上买的，看看好不好用。”
当天的营业额
五
“菩萨会原谅我的”
帮工的最后一天，我打算早点到。凌晨2点半，闹铃响了，一掀被子，我瞬间就后悔了——也太冷了吧。那天，靠近广东的赣南，气温已降至零下1度。
来到仓库时，谢阿姨已经忙开了。见我来，她传给我几张单子：“按照上面酒店的需求，一条一条拿，杀好，用黑袋子装。”
仓库很昏暗，在白炽灯光的反射下，每条鱼背都是黑的，很难分辨。想着反正每种鱼都要，我先捞上来几网。大小不一的鱼在潮湿的水泥地上甩尾跳跃，污水飞溅在头发上，脸上，衣服上。我俩毫不理会，用袖子擦一擦，就继续忙手上的事。
实话说，之前我没杀过生。初时杀鱼，我连看都不敢，要是旁人在边上观摩，一定觉得场面滑稽——一个大小伙儿蹲在地上，紧闭双眼，抿着嘴唇，一手抓鱼，一手拿起刀背，对着鱼头猛砸，砸没砸准也不知道。感受最深的，是用手掏出鱼的内脏时——我能感到它内部的抽搐，之后用力一扯，整套内脏就拉出来了。
杀多了也就麻木了。到了后来，我几乎是面无表情把鱼拍晕，刮鳞，去内脏，然后把鱼丢到一边，一条、一条、又一条。
杀了一早上的鱼，谢阿姨的手被泡得红肿。
所有鱼货处理妥后，已是清晨5点。昏暗的摊位里，我打开前置摄像头仔细端详：我的眼角泛着血丝，头发则贴在脸上，流下一道道猩红的印，嘴里也是鲜腥的味道。我感觉自己好像是一名午夜屠夫。
谢阿姨拍拍我：“小伙子还好吗？”
“感觉不太舒服，想吐。”我说。
她让我去洗把脸，漱漱口，还给我买了豆浆，说：“一开始是这样，会慢慢习惯的。”
这些鱼送到顾客手上，就是无数人劳累一天后的晚餐、亲朋好友间宴客送人的佳肴，也算是有好的归宿——谢阿姨这么安慰我。
她又说：“我们这些人咧，做的是杀生的活，所以更要善良，每到农历十五，我都会去河里放鱼，这是取于自然，归于自然。我卖鱼卖了30年，没做过亏心生意，我杀鱼也是为了养活我两个女儿，这是天理，菩萨会原谅我的。”
我在进鱼货的江边放生了几条鲤鱼。
我不是什么圣人，天天喊着“不杀生”，只是一下经受不起这个场面罢了。靠着椅子休息了片刻，便开始准备早市了，结果忙碌了一早上，也只有两个来买鱼的人。
想到十几年前人群熙攘的卫府里市场，竟有些恍如隔世。那时，摊贩们推着小推车，卖新鲜出炉的米粉和油饼，老人们则起了个大早，过来买早餐，精心挑选当天的蔬果鱼肉。叫卖声和砍价声在市场上空环绕。而如今，这种热气腾腾的画面蒸发不见了，卫府里市场苍白如同一座死城。
“只剩4个鱼摊了。”谢阿姨说，“原来卖鱼的有3排，12个鱼摊，大家都抢着来，现在这里都没人租了。”
她用视线清点了一遍仅剩的摊位，扬了扬下巴，指向对面：“我是还好哦，女儿都长大了，对面那个卖菜的，儿子没读到书，结婚生了个孙子，一家人在这里卖菜，现在他们不做了，要去广东打工，以后都不知道怎么办。”
卫府里市场内，冷清的菜摊。
那天早上只有3筐鱼要送。我独自把鱼筐搬到漆黑的后厨，黑色塑料袋散开了，血腥的味道弥漫出来，我感觉有一双眼睛透过塑料袋盯着我，脑海里旋即出现了幻觉——我幻想自己是一条鱼，被无情的大手抓住，敲晕，扒皮，再撕拉一下扯出内脏，然后送到餐桌上，任人大快朵颐，席间有人吹嘘说：“这是人对动物的降维打击。”
那天的营业额只有446元，甚为惨淡。但也许，这种惨淡日子也并不长久了。
临走前，我问谢阿姨：“要是哪天你不做了，你会去哪里？”
谢阿姨朝我一笑：“我啊，我就去找我大女儿啊，她老早就让我不做了，觉得太辛苦，但我们是农村人，手闲不下来的。”
我给她包了一个红包，她却怎么说也不肯收：“你免费给我做事我还收钱，太不地道了。”
我拗不过，到隔壁商场买了些补品，放在鱼摊上，便离开了。
告别谢阿姨时恰好是中午放学时间，看着嬉闹走过的孩子，我感觉不到一丝波动，心情就像那天的天气，阴冷而平静。
一脚迈进小区的电梯时，吆喝声迎面扑来：“xx优选0元购，推广更有好礼送。”
我听着欢快的音乐，像是参加一场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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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来，国家监管总局做了很多事情去打压互联网巨头，比如去年12月14日，阿里收购银泰商业，腾讯旗下的阅文收购了新丽传媒，顺丰关系企业丰巢网络收购中邮智递，在这些企业完成收购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却以“没有申报、未申报经营者集中”为由，对企业各罚款50万元，但这只是“搔痒”而已。
雷厉风行的打压是在“割韭菜”？
桑普表示，接下来，中国政府进行了更严厉的打压，开始有点“割韭菜”的意味。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至今下落不明，已两个月未公开露面。况且，社区团购“九不得”并不是一个新的需要政府大力提倡的立法，而是在原本中国的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里就有规定，政府只须严格执法就好，如今却要雷厉风行的提倡，是在“唱高调”，而这是独裁政权常常在做的事。
桑普表示：“根本这个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是在这个社会主义的体系里面，是中国党国来操纵这些企业的方法。任何的民营的声音，因为这个习近平上台或者胡温后期开始国进民退。国进民退后，民的空间已经很少了，现在看到这些都是党企或是军企，基本上他们的角色不是真正的民营企业。你要了解，中国跟美国式企业的社会责任不一样，它（美国）是说你每个企业都需要去保护市场秩序，跟大家有公平竞争的机会；中国共产党之下，根本没有公平竞争的机会，谈何去保障市场？那个不是市场，那个只是一个共产党的赌场，或者说变成一个屠场，他就可以屠杀他不满的一个企业。”
桑普表示，只有当占有市场支配地位而滥用这个地位、故意压低价格造成割喉竞争才叫做垄断，但现在消费者可以有很多选择，并非只能选择阿里巴巴而不能选择腾讯，因此没有经济垄断可言。中国政府的目的是政令一下，让全部人觉得恐惧，又看到马云想走却走不了，有家也归不得，用这个方式去震吓所有想要打压的人。
桑普表示，中国对社区团购的打压，标签了电商平台在垄断，标签了哪些企业是垄断者，也标签了大数据杀熟，连依附着互联网巨头的中盘商或是下盘商，通通都要一网打尽。
他说：“它打压的不只是阿里巴巴、腾讯、京都、美团、拼多多那些6家网路平台业者，甚至于任何帮他的下盘商操作的那些，通通都要杀光光。意思是说什么，中共对于这些网路平台业者很感冒，虽然是左口袋跟右口袋的差别，都是党的，但你平台业者掌控了什么？资讯啊，掌控个资啊，掌控很多营业的消息，这些东西没有办法从那个企业的党委上报，而且有些可以有游刃有余的空间，那他要这空间都完全泯灭掉，方法就是要把它打垮。”
以仰赖于党的自我分配来办事？
桑普认为，这已经不是一个所谓的小摊商或小超市被欺负，不敌低价倾销，共产党出来主持正义搭救他们，根本不是这样的问题。
他说：“小摊商、小超市哪有雨露均沾的空间，只要他稍微大一点点或依附着党国的眼中钉的话，也会被打压。只有当你处于无助、孤立的状态下，每个原子化的情况下，你才会是党最容易操控的一个局面，就等于说希望把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孤立的状态，完全仰赖于党的自我分配跟鼻息来办事，那这个一铺开、一但实现的话，那中共是进入了一个精致极权的一个地步，就是极权要精致化去处理跟进行，那这个东西会非常可怕，因为等于把毛泽东时代那种粗犷粗糙的极权，在现代科技进步、商业进步的社会里面，就是穿上西装继续当流氓，在复杂的商业环境下，继续来实现他的霸权跟极权。这个东西在他的标准来讲是很成功的，现在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这一些。”
社区团购的兴起
至于社区团购的缘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对美国之音说，社区团购诞生在2017年的长沙，创始企业叫做“兴盛优选”。2014年，它还只是一家便利店，由于受到互联网网购的冲击，生意越来越难做。店主在进行了市场调研后发现，有些便利店通过嫁接一个快递收发点、寄存点以后，客流增加了，当客户来提取快递时，会顺便购买一些东西，生意变得不错。
店主就想，如果把快递点换成每天都需要的蔬果提货点，不是更好吗？他开始征招“团长”，团长们通过开设微信群，统计社区居民的蔬果需求量，第二天居民可到便利店自取。这样一来，便利店变得更兴旺，社区团购蔬果的生意也蒸蒸日上。陈云说，当时的社区团购需要一个实体店面作为蔬果集货点，还要聘用“团长”（这些团长一般由居民小区里的大妈大爷或“宝妈”们担任）来统计汇总数量，其实是一门“慢生意”。
陈云表示，社区团购不是不能做，问题出在“垄断”。2020年的中国各大城市，因为疫情关系，产生了很特殊的市场环境，网购成为减少病毒传播的有效方法。一时间，原本是草根企业在内地城市慢慢经营的社区团购，一下子受到互联网巨头企业的关注，它们杀入社区团购后，开始烧钱铺路，大肆扩张。
陈云说：“现在还在补贴阶段，是补贴抢客户的阶段，但是它未来指向（垄断），他们烧钱补贴的目的是形成自己在这个领域中的垄断地位，到那个时候消费者就没有什么补贴了，到时候可能就是杀熟了，可能就是它垄断定价。就像滴滴在垄断以后，它整个服务，它定价就遭到很多投诉。这跟当时市场有好几家企业相互竞争的时候格局相比，完全换了一个嘴脸。”
社区团购须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陈云强调，社区团购在疫情之下有正面功能，互联网巨头介入其中也无可厚非，但必须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能违反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造成市场和社会等整个生态格局更加恶化。
其次，城市公共空间和多元文化与在地特色也会被互联网经济所代表的标准化模式替代、摧毁；另外，个人信息泄漏造成的安全隐患，也是互联网经济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市场监管机制，立法强化监管环境，督促企业尽到社会责任，对那些低价倾销、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行为说不。
陈云说：“有资本撑腰的互联网企业是最大的赢家，社区里的小摊贩可能会失业，收入减少，哪怕那些宝妈、团长他们也是没有话语权的，分配格局会持续恶化。失业和分配格局的恶化，市场竞争环境的恶化，以及整个城市的业态的严重恶化，都是互联网巨头加入社区团购以后，出现的一种新的格局或是说风险吧！”
陈云说，其实现在担任“团长”的社区小店主们也都很有危机感，因为他们知道，继菜场小贩之后，面临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将是他们这个群体。互联网巨头一旦布局成型，他们要抢占就不会只是菜贩们手中的蔬果，还有社区商店经营的日用品，甚至家电产品等。巨象脚下、寸草不生的局面，并非危言耸听。
是问题解决者 还是麻烦制造者？
陈云表示，中国政府之前宣布要在2020年创造900万个工作机会，然而，2020年的高校毕业生就达到874万人，“所以这个900万岗位就是留给高校毕业生就差不多了，那么还有疫情之下，那么多失业人口怎么办啊？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大小不等的失业现象。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互联网企业杀入，把社区里面摊贩们的生意都抢了，这会造成很大的一个社会不稳定的结果，这是一个问题。（2020年互联网大企业杀入）社区团购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疫情之下解决问题的一个问题解决者， 但从长远来看，它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曾任台湾马英九总统时代的两岸政策重要智囊、淡江大学大陆所荣誉教授赵春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中国祭出社区团购反垄断“九不得”，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都有必要借此维系社会稳定以及重塑对外形象。
赵春山说，中共在“十九大”开幕报告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明确地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视为中国现在最主要的矛盾；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提到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显见反垄断、解决不公平和贫富不均的问题，是中共现阶段的重点工作。
维系社会稳定 重塑国际形象
赵春山说：“在十九大里面它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要社会的公平正义啊，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啊，这是中国大陆现在把它当成是最主要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他有问题的啊。因此你可以看出来，他不只是反垄断这种事情，他包括各种产业，像影剧产业，那些大明星的收入上，他都会采取措施来压低你的收入，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社会矛盾越来越扩大，社会不安，社会不安是他的致命伤，他非要处理这个问题。”
对外方面，赵春山认为，中国已经注意到，不能长久被美国方面认为中国是靠着不公平待遇、窃取智慧财产权或奴工等方式成长茁壮，想要走向世界舞台就必须要按照国际规矩办事，否则没有办法担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因此从内到外，中国都有反垄断的需要。
赵春山表示：“因为你要多边主义，你要搞全球化，以前还在发展中的时候你可以占点便宜；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已经慢慢的是一个大国了，所以你一定要按照WTO、按照游戏规则来办，所以我觉得他这样处理我是赞成这样的。因为你已经过去那个年代了，这个你不能再让美国觉得你一直占他的便宜，也不能让其他国家认为你因为WTO占了便宜，反过来吃我的，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做一些措施。我想他自己也从内、对内他要消除一些不公平、一些不平均，共产主义很强调这个；不平均，不公平、贫富差距过大，这个对他整个政权是有影响的。”
中下阶级“低端群众”被排挤
评论员朱学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指出，在中国能买得起、住进小区的人，通常是具有一定经济水准的白领，因此“社区团购”对于没有办法住进社区的中下阶级“低端群众”造成严重排挤。社区团购在商业上是正确的，但在国家治理上却是不正确的。
朱学恒说表示，第二个就是所谓的由农场到市集到餐桌的这条路被打断，对中低端群众是非常非常的不利的。
他说：“所以这一定是有高手级的经济学家在那边，一推下去发现终点在那边，终点就是所有的中间商跟所有中间能够摆摊赚一些钱的人全部被取代，就变成没有这个所谓的蓝领阶级的卖菜的啦、摆摊的人的时候，这对于安抚中低阶民众非常非常的危险。你剥夺了很多就业机会，你又不聘雇他们，那个就产生问题了，这就是维稳跟商业扩张之间的冲突，所以现在国家一定要接手。”
近期，在一波波的强化反垄断宣誓后，人民日报就社区团购热潮发表评论，称“互联网巨头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担当。”
创新能力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
对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陈云表示，中国互联网企业利用资本优势、流量优势不断攻城掠地，抢占下沈市场的做法，说明这些互联网企业缺乏真正的创新能力，他们不过是在利用他人发明的技术，再嫁接中国庞大的人口市场，在生活服务业领域中抢蛋糕而已。
她说，在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创新能力是中国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但是互联网企业都在关心社区里的白菜、萝卜这些这里的利润，真正去搞创新的企业是少之又少，尤其是跟美国的这些互联网企业相比。所以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实际上创新水平比较低，它是一个低水平扩张，用户是生活服务业，外卖啦、快递啦，是以下沉市场为对象，没有真正内容的创新，是低水平状态。”
陈云认为，中国政府这次出手打击社区团购，祭出“反垄断”大旗，斩断了互联网巨头先前熟练运用资本攻城掠地的野蛮生长的链条。说得乐观一点，这样也许会产生倒逼效应，让企业回过头来，好好思考一条真正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