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件事不普通之处在于，被治瞎的这名病人是艾芬医生，著名的抗疫英雄。
艾芬，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李文亮，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在同学群里发了一份检测报告，说医院出现了7例SARS肺炎，提醒同学们做好个人防护。
当晚，这份检测报告传遍了武汉医生的朋友圈。
因此，李文亮被训诫。
而李文亮转发的这份检测报告，就是艾芬医生拍摄并发给他的。
作为传播的源头，艾芬被医院纪委约谈，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2020年2月6日21点30分，李文亮医生因为感染新冠肺炎而去世，被称之为中国新冠疫情的吹哨人。
而艾芬，则被称之为中国新冠疫情的发哨人，又因为“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这句话而备受关注。
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艾芬医生虽然是个女性，但脾气非常火爆。在武汉疫情期间，艾芬医生始终在一线抗疫，曾经被湖北日报点名表扬过。
无论是从发哨人的身份，还是在疫情期间的一线奋战，艾芬都称得上是抗疫英雄。
2020年5月，武汉疫情缓解后，艾芬发现自己的右眼视力明显下降，最开始以为是长期戴面屏护目镜引起，但初步检查后发现不是，需要进行治疗。
艾芬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有眼科，但是在抗疫期间，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医生死亡3人，其中一人为李文亮。
因为主治医生死亡过多，武汉市中心医院的眼科在5月没有恢复正常运营。
经熟人介绍，艾芬医生去了武汉市爱尔眼科医院，由其副院长王勇医生诊治，时间是2020年5月21日。
经过一系列检查，王勇给艾芬的治疗建议是做人工晶体植入手术，由王勇主刀。总花费达2.9万，且不能走医保。5月26日，艾芬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实施手术，摘除了天然晶体并置换。
揭开纱布后，王勇问她有没有眼前一亮，她说没有。术后，艾芬的视力不仅没有任何恢复，反而不断恶化。
7月9日时，艾芬的右眼视力仅剩0.1了。
10月，艾芬在自己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检查，结果显示其右眼出现了孔源性视网膜脱离，呈灰白色隆起，屈光不正（右眼高度近视），近乎失明，眼底严重变性。
在咨询了多名眼科医生后，艾芬认为爱尔眼科医院做出了错误的治疗方案，在术前没有检查自己的眼底，不必要的摘除了自己原本正常的晶体，而没有去治疗真正有问题的眼底。
这不仅导致了艾芬的2.9万元白白浪费了，还耽误了其正常的治疗。
2020年12月29日对艾芬的采访视频中，可以明显的看出，她的右眼出现了明显的缩小。
而去年艾芬的右眼，明显是正常的。
对于艾芬的说法，武汉爱尔眼科医院在12月31日也给出了自己的声明。这份声明的意思简单概括一下，就是说爱尔眼科所有诊疗过程均符合规范，手术效果良好，患者视力提升明显，本医院没有任何问题，艾芬你不要血口喷人。
2021年1月1日下午14点，艾芬医生给出了公开回应。
整个回应的意思可以简单概括为：1.爱尔眼科你在偷换医学概念。2.我确实是被你给治坏了。3.希望你能公布我的检查照片等资料。4.我不是医闹，只是想和你讲道理。
爱尔眼科医院和艾芬医生各执一词，究竟谁说的是真的？双方都是医学专家，一个是全国知名的私立眼科医院，一个是武汉三甲医院的急诊科主任。
他们的争论，是医学术语和医学术语之间的碰撞，普通人根本看不懂。
解释这些医学术语没有意义，因为目前我们没有基础检查资料，即便是专业人士也没办法给出判断，何况我们。
虽然没办法给出非常专业的对错判断，但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艾芬手里没有自己当年检查的任何原始资料，向爱尔眼科医院索要，他们也不给。
因为艾芬连索要一张术前真实照片都很困难，所以导致艾芬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爱尔眼科存在过错的证据。
我觉得这事就很严重了。
艾芬和爱尔眼科谁对谁错我们先不谈，为什么艾芬作为一名三甲医院的大主任，居然没办法拿到任何证据去做鉴定？
你连证据都没有，这个晶体置换术该不该做，那只能由爱尔眼科医院说了算。
如果证据对自己有利，那就拿出资料。
如果证据对自己不利，那就说找不到资料了。
艾芬医生这件事闹这么大，我觉得爱尔眼科这次不敢说资料不见了。
但如果是平头百姓呢？
没有掀起舆论风波的平头老百姓碰到这种事，你怎么证明这次治疗有没有错？
你能拿到原始检查资料么？你手里有备份么？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怎么证明手术有问题？
至于你是不是被过度治疗了，那就更不谈了。
这次艾芬医生被治瞎了都不能证明爱尔眼科医院的手术有问题，甚至连原始检查资料都拿不到，何况什么证明对方过度治疗。
没有证据，就不可能胜诉，但所有的证据都掌握在被告手里，你永远拿不到真实证据。
请问这个死循环怎么破？
绝大多数人，根本找不到任何维权的途径。
在艾芬的微博下来，类似的留言非常多，简直是爱尔医院眼科受害者大集合。
爱尔眼科不是莆田系医院，相比其他私立医院，口碑其实还算很好的。
年营收90.9亿，年利润13.79亿，开设400多家医疗机构，拥有4000多名眼科医生，是一家非常庞大的眼科医院集团。
在这家医院，真正的医疗事故其实不多，如果口碑太差当初艾芬医生作为医疗界的专家也不会选择这家医院去做手术。
但是过度医疗这个指控爱尔眼科是跑不掉的，确切的说所有私立医院都跑不掉。
目前中国的私立医院，普遍存在过度医疗这个问题。
其原因也正是我刚才所说的，很多证据和资料只在医院手中，患者手里没有。
就算出现医疗事故，患者也很难证明医院有错，除非治出了大事，可以简单明确直接证明医院有过失才可以。
如果艾芬不是都快眼瞎了，她也没办法证明爱尔眼科有问题，至今她连个检查资料都没有。
那么过度医疗，就更难证明了。
开一些很昂贵但没啥大用，不过也吃不死人的药，你怎么证明对方有问题？
这些药真的没用么？不好说啊。
但这些药真的有必要么？
你说没必要，怎么证明？
医学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学科，学个十年也才只是个实习医生，更别说普通患者了。
根据目前的爆料，爱尔眼科医院内部存在内部KPI考核，做越贵的晶体手术，奖金越多。
而每年，爱尔眼科集团对下属医院的考核指标，是业绩增长30%，每年！
为了完成这个增长指标，医生的行为自然会受到一定的引导。
按艾芬医生的原话，就是：
“一门心思要跟你换晶体，至于你这个人有没有别的病，都是次要的事情，就给我感觉就是这样的。”
从商业化公司管理的角度来说，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的人拿更多奖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
在其他行业确实是天经地义的，乍一看好像这么管医院也没啥问题。
但细思极恐，这种奖励制度，会怎么去引导医生？
故意治坏病人的医生，我相信没有，不仅仅是基础医德的问题，这样做对医生也没有好处。
但病人花费越多医生奖励越多，那有没有匹配的检查制度来制衡医生，帮助病人，以防止过度医疗呢？
好像没有，医生说什么就是什么，病人只能乖乖听医生的安排。
医生搞过度医疗，几乎没有任何风险。
因为病人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
连明显的医疗失误都拿不出证据，更别提更隐秘的过度医疗了。
艾芬事件本身不算什么大事，但这件事透露出的某些现实却比较可怕。
一个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大主任，在咨询了多位眼科专家，自认为爱尔眼科医院的诊疗过程存在明显失误的时候。
她竟然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医学判断，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在爱尔眼科医院手里。
最终，艾芬居然只能微博维权，还借了自己是抗疫英雄的光才引发了舆情关注。
那普通人碰到这事该怎么办？
艾芬医生说：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还遭到这样的忽悠，不晓得有多少普通老百姓上当。爱尔眼科的行为不止是失误，而是没有医德，我要揭露这种现象。”
我认为，应该揭露。
起底“医疗风波”中的爱尔眼科：两个湖南人的“莆田式”发家史
2020年12月31日，也是2020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爱尔眼科（300015.SZ）收盘价74.89元/股，再创历史新高，总市值达3086.60亿元。其中，盘中最高达75.50元。
就在此前一天下午，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微博上发布《再见2020》的文章，讲述了自己在爱尔眼科手术后右眼视网膜脱落的经历。
据艾芬称，2020年5月艾芬发现自己视力下降，有白内障的现象。当时她所在的武汉市中心医院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眼科还没有恢复正常工作。经“一个公立三甲医院退休的眼科主任”推荐，艾芬选择去爱尔眼科换“晶体”。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副院长王勇为艾芬换上高档晶体后不到2个月，艾芬视力急剧下降，继而在2020年10月发现右眼视网膜脱落。
爱尔眼科方面随即在1月2日发布官方通告，称成立“调查工作组”赴武汉调查。1月4日，爱尔眼科公布关于艾芬诊疗过程的核查报告。报告称，经核实，艾芬女士右眼视网膜脱离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
爱尔眼科表示，目前，我们希望竭尽所能帮助艾芬女士解决眼部疾病问题，组织专家力量为艾芬女士提供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对于我们的自查，或许有主观因素，或者更需要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与艾芬女士一道申请医学会和相关部门的检查和鉴定，给艾芬女士一个更加客观和公正的答复。
不过，在1月3日下午1点，艾芬继续在个人微博上贴出了她在武汉市中心医院所做的两项眼科检查单，以此证明当时她的眼部情况，需要在术前做全面检查。但她表示，爱尔眼科并没这么做，导致目前自己右眼几乎失明的现状。
市值超过3000亿的爱尔眼科，到底是家什么医院？为何艾芬会选择去爱尔眼科接受治疗？我们试图从这一家“巨无霸”型的专科医院壮大过程中寻找答案。
湖南人的“莆田系”打法：承包科室起家
“爱尔眼科是不是莆田系”，这个问题曾引发一场口水官司。
2019年“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前一天，一份名单出现在了网络上。这份名单是互联网医疗平台“春雨医生”整理的，名字叫做《“莆田系”民营医院名单大揭秘》，初衷是让广大患者“避坑”。
但因为春雨医生方面的数据库问题，一些非莆田系医院被列入了这份名单之中。名单一出来，很快就炸了锅。反响最激烈的医院之一，便是爱尔眼科。
“将爱尔眼科医院列入莆田系医院名单是严重失实行为，爱尔眼科核心管理人并非莆田人！”当时爱尔眼科声明是这么说的。
资料显示，爱尔眼科不是莆田人创办的，但其发展历程却与“莆田系医院”如出一辙。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公立医院流行过一段时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大约在1994年前后，靠在电线杆子上贴“老军医”小广告完成原始积累的莆田系逐步转型，搭上“医院承包经营”的东风，大举向公立医院挺进，承包科室。
由于医院内部也在搞承包，能留给莆田系的都是不赚钱的男科、皮肤科等“边缘科室”，这也奠定了此后莆田系医院的底色。
爱尔眼科的创始人陈邦和李力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做医疗生意的，与莆田系不同的是，他们选择的是眼科。
爱尔眼科董秘吴士君在2020年2月的个人公众号上描述过陈邦和李力的过往：上世纪80年代初陈邦、李力参军入伍，两个湖南人在成都军区服役，被分配到一个班，一位是班长，一位是副班长。爱尔眼科2009年10月底上市后，陈邦曾在当年11月份接受湖南当地媒体《三湘都市报》的采访，解释了外界关于他的“财富故事”。在采访中，陈邦讲到他曾和李力一起做过文化传播和房地产等行业，在海南赶上了1994年房地产泡沫破灭。
在陈邦2017年接受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采访中，他曾说过1995年为了挽救海南项目，建设文化主题公园，但又损失了千万投资。30岁时一无所有来到上海，租住在弄堂里。
这时候，他遇上了在上海六院“承包科室”的先例。
和皮肤科一样，当时眼科在医院的地位也较边缘。虽然顶着“金眼科”的名头，但由于眼科手术少、用药少，远不如心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等能“创收”。国家卫健委统计数据显示，2012时中国医疗市场规模为19986亿元，而当时眼科只占406.5亿元。
但这里总有例外。据2004年《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1996年，陈邦和李力注意到，有人承包上海第六医院的眼科赚了大钱：自费买一台白内障治疗仪，放在六院眼科做白内障手术。
二人当下认为这一成功模式可以复制。回到湖南后，陈邦花3万元人民币，付了10%的首付款，从德国买回白内障超声乳化治疗仪，谈妥了放在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开始“科室承包”的生涯。
光做白内障手术显然是不够的。陈邦和李力还看上了当时正流行的准分子激光近视治疗仪。用激光切薄角膜、改变其屈光度治疗近视，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曾开展过。1992年，原国家卫生部专门召开论证会，讨论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的引进问题，最终决定1993年先在北京引进两台，验证其临床效果。
陈邦和李力迅速跟上，同步以“院中院”模式开展准分子激光手术。2004年，李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过，在2000年以前，“我们与国内多家医院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和准分子激光治疗近视这二大项目的合作”。
承包医院科室，这一点上爱尔眼科的起步和莆田系并没什么不同。不一样的地方是，爱尔眼科以高价值的设备投入为切入点，而莆田系则习惯了“老军医”、“一针灵”的套路。
“院中院”业务曾被卫生部点名通报
2002年末，原国家卫生部开启动清理“院中院”，和莆田系一样，爱尔眼科的生意开始受到影响。
在爱尔眼科官方对外宣传中，陈邦于2000年开始谋划转型，2001年筹建首家自己的眼科医院，并陆续在长沙、武汉、沈阳、成都等地开设分院，从此生意风生水起。
不过，爱尔眼科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都在偷偷开展违规的“院中院”业务。
2007年3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在“中央政府门户网站”上发文，通报了卫生部查处12家医疗机构涉嫌违法行为的情况。
通报称，2005年11月卫生部接到群众举报，“长沙爱尔医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在内蒙古等11省、自治区的13家医疗机构承租科室，开设‘院中院’非法行医”。卫生部随即组织力量，于2005年12月28日开展统一调查工作，查实10省份12家医疗机构存在将科室出租给爱尔公司的行为。
就在卫生部展开统一调查的半个月前，2005年12月11日，安徽宿州出了一起重大医疗损害事件。据卫生部当时通报，宿州市市立医院违规与上海舜扬春科技贸易有限公司合作，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还请了上海九院的眼科医师徐庆去宿州“飞刀”做手术。当天一共做了10例手术，但因灭菌未达标，其中9名患者因感染，单侧眼球不得不被摘除。
此事引起卫生部高度重视眼科手术“院中院”的问题，加上有“群众举报”在先，长沙爱尔医疗公司的违规行为也被彻查。
企查查数据显示，被卫生部点名的“长沙爱尔医疗”成立于1997年2月25日，法定代表人李力，目前已被注销。
值得玩味的是，2005年查处的违法事实，直到2007年才公布，而且卫生部在通报中明确提到：“在本案的处理中，有个别地方存在观望、等待现象，甚至不敢办案、不愿办案。个别地方延误调查取证机会。”
当时有媒体到兰州市第一医院探访，发现门诊楼2楼租给爱尔医疗的科室早就被封，但玻璃门上“国内知名眼科专家主刀，准分子激光、超声乳化治疗近视、散光、白内障”等字迹清晰可见。
“防盲办”与“总院长”两大独创模式
爱尔眼科能够迅速起步，除了其选中的“赛道”优势之外，还有大量的营销投入。
白内障和准分子激光治疗手术大部分依赖仪器设备，并不需要医生有高年资的经验，因此爱尔眼科有快速扩张的基础。在打法上，爱尔眼科采取二三线城市连锁扩张的模式，把在大城市司空见惯的眼科治疗仪器带到中小城市，加上营销猛推，收获了大批市场。
相比而言，和爱尔眼科几乎同时起步的北京英智眼科、深圳阳光眼科等多年来深耕一地，规模始终难以扩大。
作者综合爱尔眼科官方资料和多方历史资料发现，2007年左右，各地爱尔眼科医院的市场部改成了一个特殊的名字，叫“防盲办”。防盲办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不断下到基层社区进行“筛查义诊”，包括给老年人测视力、验光、测眼压等，说服需要进行治疗的患者到医院进行相应的检查或手术。
从2006年以来，爱尔眼科白内障的手术量、手术收入都远远不如准分子激光手术。2019年年报显示，公司“屈光项目”收入占比达到35.34%，白内障项目只占17.62%。但不可否认，爱尔眼科长期打着“防盲治盲”的公益口号，的确为其积累大量市场美誉度，并将老年眼病群体牢牢地抓在手中。
更为重要的是，白内障、青光眼等治疗是纳入各地医保的，爱尔眼科借此很容易就打通了医保支付。部分白内障患者还符合“国家复明工程”的免费治疗条件，国家补贴一部分治疗费用。
近两年来，爱尔眼科陆续招募了多位业内专家，出任公司省级“总院长”，在眼科行业里引发震动，也是其赢得患者和投资市场好感的原因之一。这其中包括中国医科大学眼科医院院长张劲松、北医三院眼科副主任郝燕生、湖北医师协会眼科医师分会主委邢怡桥、浙大眼科研究所副所长李毓敏、哈医大一院眼科医院副院长滕岩等等。
另外从2013年开始，爱尔眼科还四处和高等学府合办二级学院，先后与中南大学、安徽医科大学、武汉大学等共建、合办医学院、眼科医院等，进一步加强自身的学术背景。
此次为艾芬动手术的“武汉大学附属爱尔眼科医院”，正是2019年末武汉爱尔眼科医院与武大合作共建的，这里同时是武大的眼科临床基地。
不断与高等学府、知名专家强化联系，爱尔眼科以此一步步塑造起自己行业龙头的地位，陈邦曾对《证券时报》透露，他最终的梦想是成立一个“眼科帝国”。
3000亿市值如何炼成？
如今，陈邦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至少在资本市场层面，爱尔眼科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牛股”——2010年上市初期至今，十年时间股价上涨近80倍，背后，是其快速扩张下业绩的持续增长。
财报显示，2010年至2019年，爱尔眼科年收入由8.7亿元上升到99.9亿元，净利润由1.2亿元上升到13.8亿元，每年均以30%的速度保持稳定增长。
根据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研报数据，截至 2020 年 10 月，包括收购基金持有的医院，爱尔眼科在中国各地拥有 552 家医院和诊所。其中 71 家为区域城市中心医院，平均每家注册资本超过 1000 万元，其余为小型医院或诊所，平均每家注册资本为 50-900 万元。
研报显示，以每家医院的人口覆盖率衡量，湖南、湖北、广西、浙江、辽宁和吉林是爱尔眼科医院覆盖率最高的省份，其次是四川、重庆、江西、广东、山东、陕西、山西和宁夏。在 2010-2019 年期间，爱尔眼科新增了393家医院和诊所。到2020 年，在爱尔工作的眼科医生超过 6000 人，约占全国眼科医生的 25%。
2015年开始，爱尔眼科通过并购基金实现高速扩张，截至2020年10月底，其已参与7支收购基金的运作，管理总资产规模74亿元。
并购基金的运作模式为，爱尔眼科先作为有限合伙人（LP）之一，在收购基金中占15%左右份额，基金涉及医院起先并不正式归爱尔眼科所有，但使用爱尔的品牌，并在日常运营中接受爱尔的指导。基金新收购或建立的医院，会根据盈亏平衡点，先在买断基金中孵化3-5 年，然后，爱尔眼科再根据情况将其从基金中完全收购进上市公司。
自 2015 年以来，爱尔眼科已通过并购基金平台建立了 300 多家医院，这段时间是其扩张的高峰，也是其股价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由2015年初的5元/股上涨到了至今的75元/股。
财报显示，爱尔收入增长主要来源于高端手术。例如ICL，指有晶体眼后房型人工晶体植入术，无需切除角膜组织，将 ICL 放置于眼后房、虹膜与晶状体之间，可用于矫正大范围的近视、远视和散光，目前较常应用于高度近视患者。
屈光项目是爱尔眼科营收的主要来源，2016年营收和营业利润分别为11.4亿元和6.2亿元，占当年比重分别为28.6%和33.7%；而到2018年则分别为28.1亿元和14.7亿元，占比35.2%和39.2%；到2019年，进一步增长为35.3亿元和20.3亿元，占比进一步增长到35.4%和41.2%。
爱尔眼科2019年财报提到，报告期内屈光项目收入同比增长 25.56%，主要是一方面由于各医院手术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全飞秒、ICL 等高端手术占比进一步提高，形成量价齐升的局面；另一方面是加大对各地县级医院加快屈光科室的建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