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勇说,通过医学,他可以治疗患者肉体上的疾病,同时,它也在治疗自己的心理创伤。

“今年(2020)的艰难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射出很多东西,引发了我对人性、善恶、公益、生命、医学的思考。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更好地看见未来。”

2020年1月20日,北京朝阳医院发生了一起暴力伤医事件,受害医生是眼科主任陶勇。受伤两周后,陶勇才脱离生命危险。5月,陶勇重回工作岗位。这场巨大的变故,让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同时也让他对生命和生活多了几分思考。在陶勇看来,这一年“就像一个周期,你会站起来,然后蹲下再站起来,不断循环往复”。

“但每一次蹲起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更多不同的景色。我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在坚持什么,并确定了自己40岁以后的目标。”如果说幸福的满分是100分,那么,现在陶勇给自己打98分。

以下为陶勇于2020年年底的口述。



2020年的三个关键词


我的2020年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是艰难。这一年,无论是我个人还是国家,都遭遇了一些挑战。1月20日我受伤,住院治疗期间,听到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消息,我一下子想到了2003年的“非典”。我住了84天院,现在手恢复得越来越好了,但还需要每周做两次康复治疗。今年的艰难就像一面镜子,它照射出很多东西,引发了我对人性、善恶、公益、生命、医学的思考。透过这面镜子,可以更好地看见未来。



2020年5月,陶勇重回工作岗位。这场巨大的变故,让他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同时也让他对生命和生活多了几分思考。


第二个是发现。因为年初的遭遇,我对亲情有了新的理解。之前我觉得家人可能只是在同一个家庭里生活的人,但现在我觉得家人是一起扛过困难、渡过危险的最亲密的人。对于医患关系,我有了更多思考,譬如:如何营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以减少医患矛盾?怎样增加医患之间的理解?如何保护医疗战线上的同行?

第三个是惊喜。这一年,我解决了困扰自己多年的一个问题——值不值。为患者付出值得吗?当伤医者对我刀刃相向时,患者家属为我挡刀。患者小天赐的爸爸对我说,他这辈子就哭过两次,一次是天赐的第二只眼睛被摘除,还有一次就是看到我受伤。受伤后,我收到了无数的鲜花和祝福视频。自己曾经用心付出对待的那些人,其实他们也把我放在心头,对我就像亲人一样。这让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当陶勇再遇为自己挡刀的患者家属时,他不禁感慨:“两个手上的伤疤仿佛一道符咒,开启了宇宙间的能量。”/@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我曾经对外界说,现在,医学对我而言已经成为信仰。通过医学,我可以治疗患者肉体上的疾病,同时,它也在治疗我自己的心理创伤。我一遍又一遍地把医学精神作为信仰植入内心。

所以,我对于生命的理解也发生了变化。之前我认为生命是短暂的,没有更深地理解其意义;但现在,我认为生命的最大意义在于找到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它可以跨越生死。

我找到了什么呢?比生命更重要的就是在生命中践行伟大。如果有一天必须在医学信仰与延续生命之间二选一,我会坚定地选择前者。我要拿起医学的武器去改变这个世界,传递我的价值观,让世界变得温暖。



唯愿天下无盲


天下无盲,是一个宏大的愿景,也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举全社会之力来推进。我将天下无盲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公益慈善活动,用人文关怀去传递价值观,最终让患者或视力不好的人感受到希望。即使他们视力不好,但他们仍然有机会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和生活,而且可以实现自我价值。总有一天科技会战胜黑暗,我们就要把这种希望带进他们心中。



2020年11月,陶勇在光明天使志愿者行动中为患者科普眼科知识。/@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另一个方面是采用各种高科技和医学手段去帮助患者。比如我参与了四次“健康快车”公益行动,每次会在一个铁道小站驻扎三个月,免费给当地的贫困患者实施白内障手术,有2000多名患者受益。“复明后为自己亲手缝制寿衣的王阿婆”就是其中一例。

另外,我大力推行的眼内液精准检测,可以为全国的眼科医生提供数字化的诊治依据,尽量减少临床上的误诊误治,减少致盲概率。今年我们还联合开发了智能眼镜、电子助盲器,让还有一点视力的人增强视力,帮他们重新获得学习和工作的能力;全盲的人通过电子助盲器,辨认物体的大小和形状,然后勇敢地走出家门。我们也在进一步开发干细胞技术、基因治疗技术,最后采用脑机接口技术来产生人工视觉。

总而言之,天下无盲就是左手借助人文慈善和公益,右手借助科技与医学;一方面把希望带入心中,另一方面则把光明引入眼中。

今年“六一”,我们做了一场专门为盲童举办的公益直播活动。儿童节对于普通孩子来说意味着巧克力、糖果、去游乐场、看电影、买漂亮衣服、买一套心爱的图书,但对盲童而言,这一天和其他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看不到衣服漂亮的颜色,也享受不了普通孩子的节日乐趣。

于是,我们和北京医科报公益基金会、赛思健康科学研究院合作,在腾讯、新浪、抖音等平台做了“光明天使,关爱盲童”公益直播活动,全网观看达238万人次,也得到了很多有爱心的明星和企业的支持。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给盲校的孩子们捐了牙膏、牙刷和洗脸巾,还捐赠了盲文读物、有声读物。



2020年6月1日,有238万人在网上观看了陶勇的“光明天使、关爱盲童”公益直播活动。/@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逐渐理清了头绪,联合中国盲文出版社和盲文图书馆发起“光·盲计划”。这个计划是“天下无盲”蓝图中的公益部分,主要是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做一些对盲人群体有价值的事情。中国有1000多万包括盲人在内的低视力人群,如何让他们的声音被大家听到,让他们自洽、自信、自强,自食其力,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赚取一份收入,变“资助”为“自助”,是“光·盲计划”的初心。

“光·盲计划”也希望在中途失明者的心理疏导与自信心建设、生活技能辅导、知识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上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现在,一些有生活和工作经验的盲人自发成立了“金盲杖”组织,我们一起帮助盲人朋友学习做饭、洗衣服、出门、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12月8日起,我经常提到的两个孩子——天赐和薇薇加入“金盲杖”训练营。通过训练,这些盲童的生活自理能力会更强大,最终可以和正常孩子一样享受实现自我价值的乐趣。

有很多有能力的机构与名人都志愿加入这项计划。与有声平台合作时,一些名人会与盲童一起读诗,我们也专门配备了老师,教授孩子们如何朗诵诗歌、诵读文章,希望与有声平台共同打造一个节目。

我今年出版的《目光》一书的版税已经捐了出来,未来,这些孩子可以朗读其中的章节,在有声平台上分享。我们还会组织更多版权内容,让盲童和盲人朋友通过触摸盲文录制和创作有声读物,并通过有声平台分享,赚取一些收入。



对医学的沉思、对生活的解答

年初,我就打算写本书。其实,我一直都有写作情结,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做医生,我会选择成为作家。后来因为工作关系,只能暂时压制写作兴趣,发表的都是学术论文。今年,因为疫情,医院的工作相对少一些,再加上受伤后处于治疗康复期,我就想通过文字分享自己的感悟。

大概花了三个月时间,《目光》就完成了。《目光》是我从医近20年、接触并治疗过近10万人后的思考与感悟的合集。它不单单讲述医患关系等命题,也是我这一路走来不断加深自己对医学认识的载体。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它启示我再次认真审视自己的生命,感悟生活的真谛。



陶勇的首部随笔,由周国平和倪萍亲笔作序。/@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科技改善了人类的生活,但有时候科技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有记者问我,为什么现在的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回想起来,我小时候,医患关系好像特别简单。那个时候的医疗资源远不如今天丰富,但患者对医生有天然的信任,医生对患者也有发自内心的责任;而现在医患之间普遍缺乏信任感。

随便在网络上搜索,就能够找到三四位同领域的医疗专家,一周之内把他们都约诊一遍,似乎也不是什么难事。再加上网上一些以讹传讹的声音,病人很容易就变得更加疑惑、焦虑。事情都有两面性,科技的便利,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负面影响。客观上,科技让你拥有了多种选择,但选择多了,我们就变得不容易相信他人。

所以,必须推动医学人文。正如我在《目光》中写的一首诗:医学,它的父亲是科学,它的母亲是哲学。如果没有科学,人体将会因为肉体的病痛而很快逝去;但如果只有科学没有哲学,即使人的生命延长了,也还是得不到幸福。



2020年12月,陶勇给青年医生做分子眼科检测技术的培训。/@北京眼科医生陶勇

医学就是一种平衡的科学。通过医学,我们了解人体器官之间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同样,通过医学,更需要平衡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医生不应该机械地把患者的器官当成一个又一个零部件去修理,我们要有整体观,把他们融入一个温暖的环境。如此,医生救治的才是一个“人”,而不是一具肉体。

说起医学人文与专业技术的关系,让我想到最近与一位作家朋友的谈话。朋友说,好的文学作品是朦胧的,作者会把要表达的意思藏在文字里,启发读者思考。

医生应该学两本书:一本是课堂上教授的书,在这本书上可以学到医学理论知识和手术技能;另一本则是社会这本书,从中才能学到人文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