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疫苗所拥有的存在主义色彩，也算是给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平凡的人，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或者说，给了每个人一个思索自己存在意义的机会。
撰稿 | 张生（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或许，面临自我推陈出新不断变异的新冠病毒，每个国家的人都一样，当疫苗没有研制出来时，人们渴望疫苗尽快研制成功并可以接种疫苗，可是当疫苗真的研制成功并且大规模生产，紧接着开始推广应用时，也就是说疫苗真的来了的时候，打还是不打，对很多人来说却成了个问题。那么疫苗到底是什么？为何我们会对唾手可得的疫苗突然产生了类似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的问题？
其实，当我们在此追问疫苗是什么的时候，就已经暗含着疫苗已经不只是一种“赤裸”的生物制剂，它还有着令人难以索解的意识形态内涵，同时，它也是对个人的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拷问和提点。
01
赤裸疫苗
“疫苗”是什么？如果从其英文“Vaccine”说起来，那就是“牛”的意思，因为最早于1796年发明疫苗的英国医生爱德华·詹纳（Edward Jenner）就是用牛痘接种预防治天花的，而Vaccine这个词也因之成为日后所有疫苗的代称。
所以，谈及时下很多人对疫苗的态度，也许用“叶公好牛”而不是“叶公好龙”更合适。近代以来我国对这个词有各种翻译方法，如“菌苗”，“豆苗”等，后来才逐渐统一为“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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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使用疫苗的方法来预防疾病的方法，中国明代即已经出现，如所谓的“痘衣法”，就是把天花病人的穿过的衣服给没有得天花的孩子穿，使其免疫。不过因为这种疫苗是“人痘”，其制作效率，效果和安全性自然大打折扣。但其原理，与现代疫苗并没有本质不同。
简单说，疫苗就是将疾病的病原体予以提纯并用以激活人的免疫机制自动抵抗相关疾病的生物制剂。不过，这个随处可见的定义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其含义。正如我们谈论细胞时，对细胞这个似乎肉眼看不到的生物的基本单位感到难以把握一样，因为缺乏可见的事实，有时我们对疫苗的机制同样感到难以把握。
但是，如果告诉大家，鸡蛋就是肉眼可见的单细胞，相信很多人立即就可以明白细胞为何物。所以，我们也可以举一个很容易理解的疫苗的原理的例子，那就是鲁迅的小说《药》里的最重要的“道具”之“人血馒头”，其功用就近似一种“疫苗”。
小说里谈到茶馆老板华老栓为给自己的儿子华小栓治“痨病”，特地从刽子手那里高价买了个沾了人血的馒头，希望儿子吃了后可以治好自己的病同时百病不生。姑且不论“人血馒头”是否实有其物或其事，但这一接近疫苗的免疫原理的小说“物设”，却并非全然是无稽之谈，因为不能忘记，鲁迅本人就是学医出身，所以把这一“物设”作为包治百病的尤其是传染性的肺结核的“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鲁迅的《药》里的人血馒头的并不只是个单纯的“物设”，其本身还有一种强烈的思想及文化色彩，隐喻了当时国人的愚昧与麻木。而如果从医学的角度上来阐发鲁迅对“药”的批评，也可以说，他认为中国的“传统”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即中医已经不起作用了，基本上是在骗人。
当然，这不仅是身为受到现代西方医学训练的学生他有此想法，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也给了他这样的看法，他觉得自己的父亲就是死于不“科学”的中医的治疗，因此他对中医充满了怨恨，但是他本人却又是死于自己所信赖的西医的治疗。
这么说，当然不是在讽刺鲁迅，而是想说明，这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药”是单纯的，也没有哪种治疗方法是单纯的技术，正如从来没有真正的“赤脚”医生一样，疫苗从问世的那一天起，就已经不是也不可能是纯粹“赤裸”的疫苗。
02
意识形态疫苗
显然，在新冠依然肆虐的今日，新冠疫苗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预防疾病的医疗手段，而且变成了一种大写的明晃晃的意识形态。在奥运会等世界性的各项体育赛事被迫停摆，经济竞争暂时停滞不前，世人瞩目的焦点有限的情况下，疫苗脱颖而出，成为国家之间各种软硬实力竞赛的焦点或者试金石。
所以，不管是中国，还是英国，德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就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各国你追我赶的研制超导材料一样，都竞相公布各自疫苗研发的进度和结果，这其中当然有虚有实，有小有大。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疫苗的研发已经成为当前最为突出的世界性的景观。
而既然是景观，就难免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投射其中。
也许，首当其冲的就是疫苗很可能会成为很多国家弘扬所谓的爱国主义的象征，对自己国家研制的疫苗的肯定与接受也会成为考验是否爱国的PH试纸。与之相关，就是是否认可以及接种哪种疫苗很有可能成为一次大规模的意识形态“询唤”（interpellation）活动。
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及其国家机器》中曾认为意识形态是通过“询唤”把“个体”（individuel）塑造成为其所管辖的“主体”（sujet）的，而这次疫苗的出现与注射，自然也成为一个用以“询唤”的最自然也最便利的工具。
但问题在于，不管什么样的疫苗都有一定的风险，尤其是现在各国研制出的疫苗很多都是不乏意识形态色彩的“意气疫苗”，风险更是不可预期，如果强制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询唤“装置”（appareil）予以实施，一旦出现大面积的不良反应，意识形态的机器运转就会突然“掉链子”，而陷入瘫痪之中。
不过，也许在疫苗的各种意识形态背后，还有着最为根本的力量，那就是疫苗之后有着极为庞大的天文级的商业的市场，甚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医疗及药物市场，几乎无法想象几十亿人都注射疫苗的话，究竟需要制造多少疫苗，而又需要多少时间才能真正完成这一工作。
时至今日，新冠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越以往的世界性传染病的全球传染病，因为全球化的无微不至的人员与商品的流通，以及世界的全媒体化，使得人们不仅身体上被感染新冠的可能性增大，而在心灵上感染“新冠恐惧症”（coroanvirus-phobia）的可能性更深，所以对疫苗的需求也将是有史以来最为巨大的一次。
布迪厄在《区隔》中认为人在社会生存中所依赖的诸多“资本”里最为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经济资本”（le capital économique ），而同样，生产或者获得经济资本也是国家或者个体的最大的内驱力。
当然，国家的意志有时并不能完全动员或者主持个体的意志，个体的服从与否也是意识形态得以成立和实现的根本，更主要是因为疫苗质量的不确定性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也给个体注射疫苗留下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03
存在主义疫苗
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使得疫苗在今天即使已经从实验室里走到应用阶段，也还是让人顾虑重重，在选择是否注射疫苗，以及注射何种疫苗之间摇摆不定。相信这个问题对我最喜欢的张文宏医生来说，也一样会困惑不已。
之前，有人曾经向他公开咨询注射国外疫苗还是国产疫苗的意见，记得他以国产汽车和国外汽车进行比喻，巧妙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可今天，如果再问张医生，他可能要犹豫一下了，因为疫苗已经变得不再是当初的那个疫苗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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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实，只要从这个多少有点意识形态的问题更进一步，就发现不是问题。因为国产的疫苗也好，国外的疫苗也好，都存在着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来说，选择打不打疫苗这个行为本身与其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询唤活动，不如说是让人有了一种萨特所主张的存在主义的切身体验。
换句话讲，问题的关键最终已成为一个个人的选择问题。而不管选择国产或国外疫苗，或者选择，却是否打疫苗，个人都将不得不承担其选择的后果。这种由两重选择构成的疫苗也因此已经变成了“存在主义疫苗”：
选择注射，将承担可能的后果有好有坏，好的不必再提，坏的据说国外已经有了各种“样本”，有的人面部僵化，有的人晕倒，还有的人会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变成话痨，会不停地对别人说自己打了疫苗，这最后一个是最新的玩笑，可玩笑也好，真相也好，最后承担的都是自己；
而选择放弃注射，则随时有可能在变幻莫测的新冠病毒面前“失身”，感染上新冠，当然，这个结果同样也得自己承担。
可是，注射疫苗与否，或者注射国产与国外疫苗的结果有何不同，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因为首先，不管出现什么样的结果都是你选择的结果，其次，你将不得不承担这个结果，而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接下来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提示，那就是不管你做出何种选择，从终极上讲都是无意义的，荒谬的。就像萨特在《墙》（Le Mur，1939）这部短篇小说里所描写的主人公马普罗所处的情境一样，很可能最终每个人的选择得到的都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小说中，被敌人俘虏的马普罗因为想活得有骨气而选择拒绝向他们说出战友的藏身之地，他也勇敢的做好了站在枪毙他的墙前迎接敌人子弹的命运，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在他面对即将行刑的敌人时随口胡诌的战友的藏身之地竟然真的是战友的藏身之地，之后他的战友因此真的被缉拿，而他却因为向敌人提供了战友的藏身之地而免于一死。
确实，他选择了成为英雄，但其后果却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因为他实际上成为的却是个叛徒或狗熊，所以，最后他只能对这一意想不到的出乎意料的结果哈哈大笑起来，而眼睛里也不由得充满了泪水。这是荒谬的泪水，可这荒谬的泪水也许是世界的真相，也是人因存在的无奈流下的缺乏意义的泪水，因为人无论怎么选择，都难逃最终的命运的最终的结局。
而当下的疫苗所拥有的存在主义色彩，也算是给平凡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平凡的人，提供了一个选择的机会，或者说，给了每个人一个思索自己存在意义的机会。
当然，这个可能性是建立在有更多的疫苗的选择的选择的前提上的，但即使有选择，又有多少真的是自己的选择呢？在我写下这些字句和读者阅读这些字句的同时，新冠依然在像这篇文章的字节一样处于不断的“延异”（la différance）之中，我相信，如果德里达活着，他一定会用延异来称呼新冠病毒，而新冠疫苗也将不得不接受新冠病毒和人的双重考验。
可以预测，围绕疫苗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也将会越来越复杂，给个人提供的类似存在主义的“形而上”的思考人生真正的意义和价值的机会也会不断涌现，而且，也越来越意味深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