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海红在研究案卷。
青铜朱雀。山西省襄汾县，隶属临汾市，西靠吕梁山麓，东依太行山脉，黄河的重要支流汾河从中穿行，留下一片平川，古有“金襄陵，银太平”之称。向南遥望4千米，3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丁村人在此点燃火种、打磨石器；今襄汾县东侧的陶寺村南，上古时代的帝王尧在此建立都城平阳，一改“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继位制，禅让制兴起；再向北望，襄汾县城东北约7千米处的陶寺北，从两周时期开始，王公贵族在此钟鸣鼎食，拓展宏图霸业。
绵延的历史给了这个安宁县城丰厚的馈赠，地下埋藏的未知宝藏，也引来了无数虎视眈眈的“摸金校尉”。盗墓，一个古老的“行当”，春秋时期厚葬之风兴起，盗墓即开始盛行，在这片考古资源丰厚的三晋之地，更是蔚然成风。
山西省临汾市公安局直属分局刑警大队民警毛海红，屡屡和盗墓高手过招，从闻喜侯氏兄弟“盗墓黑帮”大案，到襄汾县陶寺北古墓葬被盗案，都有这位国宝卫士奔走的身影。面对狡猾的对手，毛海红如何追回价值连城的国家宝藏？
汉代青铜朱雀被盗
墓葬半数文物失窃
2019年2月10日，山西省公安厅一则微信公众号消息引发关注。19名涉及临汾市襄汾县陶寺北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的犯罪嫌疑人被公开通缉，警方最高以两万元奖励悬赏缉凶。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盗墓案，资料显示，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北800米处的陶寺北墓地总面积24万平方米左右，保守估计有一万座两周至秦汉年间的墓葬。2018年，陶寺北两周墓地入围当年我国十大考古发现。陶寺北墓地考古领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京燕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陶寺北墓地共发掘大小墓葬250余座，其中一半被盗，被盗时间集中在2013年左右。
毛海红前往陶寺村北现场勘探，大片高度近2米的玉米长势茂盛，农田间的空隙也被及腰的杂草覆盖，人在其中穿行都相当隐蔽，脚下的土地更是被植物遮得严严实实。这是盗墓者精心挑选的“下坑”点，他们常选择在农田中挖取盗洞，盗取文物后再将土壤回填，以掩人耳目择日继续盗窃。回填后的盗洞看上去与普通农田别无二致，只有当农民浇地时，松软的土壤下陷，盗洞才会显现。
现场勘探的收获不尽如人意，但毛海红刚参与破获的一起案件为之提供了关键线索。这是一起闻名全国的文物犯罪大案，闻喜县侯氏兄弟“盗墓黑帮”案共计抓捕犯罪嫌疑人494人，追缴文物3073件，被外界称为“打击一起案件，打出一个博物馆”，该案也被称为山西省“扫黑第一案”，牵出闻喜县公安局原副局长景益民和原副局长金勇在内的17名“保护伞”。
毛海红从闻喜县侯氏兄弟“盗墓黑帮”案线索中获知，一张“朱雀”青铜文物图片在文物贩子间流转，行内都称其造型独特，很可能是世间孤品，专案组初步摸排发现，这只“朱雀”青铜器，就是来自陶寺北墓地，很可能已流贩至一位代号为“老狐狸”的文物贩子手里。
“老狐狸”现身
文物几经流转即将卖往海外
“老狐狸”吉某，60余岁，襄汾人，从事文物倒卖多年，对文物定价极准，行迹隐秘，得此代号。警方侦查发现，吉某早已搬离襄汾，只有极少数人知晓其联系方式。
毛海红凭借对当地文物犯罪网络多年的了解，逐渐摸清了吉某的关系网，并且很快锁定了吉某在北京的住所。毛海红回忆，警方将其抓获后带回临汾连夜审讯，“老狐狸”一开始拒不交代，相继吞下十几颗速效救心丸。在警方的攻势之下，到第二天破晓时分，吉某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才透露自己将青铜朱雀以1800万元的价格出售给了北京买家崔某。
刻不容缓，警方第一时间赶赴北京，待找到崔某时，才发现青铜朱雀已运至山东威海。威海市紧邻黄海，航运发达，是我国距离日本最近的城市，毛海红根据多年的侦办经验判断，这件珍贵的文物极有可能流向香港地区或日本等地。
警方立刻赴威海，在崔某的指认下，毛海红与同事来到了威海市一处普通民居，一进门他就注意到，屋子里那个高低柜不一般。这个神秘的柜子不但没有抽屉，柜体的宽度也宽于常见的柜子，毛海红的直觉告诉他，青铜朱雀就藏在这个柜子中。
特制柜子藏“朱雀”
汉代珍品终现身
打开柜门，毛海红明白了，这是犯罪分子为藏匿青铜朱雀特制的柜子——因青铜器自身重量大，柜子并无柜底；朱雀颈部向上延伸，因此也不能出现抽屉；朱雀舒展的尾羽有近70cm，只能增加柜体宽度，其内部设计十分精巧。盗墓者也相当看重这件文物，还为其专门定制了铁架底座，一方面为了保护——能卖个好价格，另一方面也为方便运输。
寻找多时的青铜朱雀就这样出现在毛海红眼前，这件汉代的鸟形建筑构件高80厘米，长64.5厘米，厚20厘米，重54.7千克，器体厚重，整体作朱雀型，弯颈低手，身体平展，尾羽散开，经考古学家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据推测，这件青铜器可能是置于宫廷瓦当上的装饰物。
警方持续开展侦查，山西警方最终破获“615”陶寺北墓地系列盗掘古墓案，打掉盗掘墓葬犯罪团伙15个，抓获138名文物犯罪分子，追缴各类文物215件，其中一级文物6件，二级文物1件，三级文物5件，一般文物203件。山西省公安厅打击文物犯罪临汾办案中心负责人韩智慧曾向媒体透露，该案团伙层级分明，分工明确，各个层级互不相识，自团伙头目张立斌发现墓葬后，于2010年至2016年间多次盗取文物，后续发展为15个团伙，该案还牵涉出9名“保护伞”。
盗墓分工明确、技术化
“国宝卫士”面临新挑战
2019年7月，青铜朱雀被移交至山西青铜博物馆，该博物馆展出青铜器物多达2200余件，跨越整个青铜时代，其中，约700件展品来自近年公安打击文物犯罪专项斗争追缴的文物，毛海红追缴的多件珍贵文物就位列其中。在他接触的文物犯罪中，犯罪分子多来自于襄汾本地，常有兄弟、父子、同学、战友、朋友同案的情况，团伙里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有人专职盗墓，有人专职倒卖，盗墓的又分为挖坑、下坑、监工、放哨等不同岗位，一些盗墓者对断代、品相鉴定能力堪比技术专家。
近年来，文物犯罪的专业性与技术性也“与时俱进”，如2005年震惊全国的陕西敬陵被盗案，主犯杨彬就是一名“技术型”盗墓分子，警方在缴获的硬盘中发现了其对汉唐文物进行详细的分门别类，甚至包含陕西地区陵墓的具体方位、壁画切割的具体方法，堪称现实版“盗墓笔记”。据媒体报道，警方在武王墩古墓被盗掘案件中，也缴获了大量专业作案工具，洛阳铲、雷管、土制炸药、升降机、红外夜视仪、对讲机、微型探头等，一些盗墓者甚至“专业”到将当地县志、市志，文物系统出版的《文物地图集》当成工具书。
此外，文物的走私链条也愈发成熟，一件文物从盗窃、运输到出现在交易市场常常只需几天时间，并且跨地域性明显，犯罪分子一般不在本地销赃，为警方侦破案件及追回文物带来极大挑战。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毛海红介绍，近年来在山西警方的严打之下，山西文物犯罪自2018年5月以来保持“零发案”，毛海红也坦承，文物犯罪的逐利性决定其很难完全销声匿迹，“山西这里重视了，文物犯罪团伙就跑到其他地区，近来有转向山东、贵州等地区的趋势。”
他还透露，目前打击文物犯罪面临人手不足、队伍专业性不强、人员不固定的困境，毛海红建议一些文物犯罪比较突出的地区可考虑建立长期固定的专业队伍，与文物部门、社会力量紧密合作形成合力，以更好防范文物犯罪的发生。
从警35年，57岁的毛海红就要退休了，他希望更多热爱文物的年轻警察可以加入打击文物犯罪的队伍，“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继续为打击文物犯罪，贡献自己积攒的一点儿经验。”毛海红说。
实习生 李文隽
南都记者 蒋小天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