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潘绥铭是国内 “红灯区”研究的权威学者。从1998年到2010年,潘绥铭及其团队定性研究过中国23个“红灯区”,访谈过1132位“小姐”。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揭开了中国“性工作者”的“红色世界”。

让新手主动接客,妈咪有绝招

很多人觉得“小姐”是被迫卖淫,其实不然。对于那些新来的“小姐”,老板的思想工作是很好做的,而且做得特别好。据在所调查的红灯区的一个老板说,他们会让新来的第一天就坐在门口看,他们会跟这些“小姐”说:“你们看这进进出出的这些男人、这些嫖客,哪个不是人模狗样,回到家哪个不是好丈夫,见了孩子哪个不是好父亲?你们将来的前途是什么,就嫁这样的男人?人家还不要你呢!你最高理想也不过就是嫁个城里人,好丈夫、好父亲是吧?回过头他来干这个了。他老婆不知道,别人不知道,谁都装不知道,你们可是天天看见的……”

经老板这么一说,一些女孩子的信仰一下就全部打垮了,因为做这行的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也没什么生活阅历。越是底层的女孩子,就越没有本钱,没有关系,也没有机会,就越会相信这套话。一旦信仰被打垮了,不用你教也不用你催,这些“小姐”便什么都能做的出来,道德已经不重要了。

老板还有另外一招。你想跑?好啊,你身上有多少钱?三十块,你能跑多远?告诉你汽车价格,到不了家。你吃什么?你不还得回来找我吗?你回家,我给你们村长打电话,你一家都活不下去!你想告,好啊,出门左转弯派出所,先把你当卖淫的给办了!先把这些道儿都堵住了之后,你不干你还等什么?所以她们现在不用强迫,不像我们想的那样。

四川的这帮妈咪老板,上成都九眼桥劳务市场招人去。招女服务员时,只说他们是卡拉OK,放歌碟,端盘子,就这么点儿事。小女孩也不懂,就跟着来了。一路上跟这些女孩子一聊,就知道她们干没干过,要做过那当然好说,要是没做过,这些老板会在路上请女孩子吃饭。还会说她们穿得太土了,她们要去上班的地方都是高档地方,然后就给这些女孩子买衣服。小女孩根本就不懂,稀里糊涂就跟来了。

来了以后,妈咪们第一天也真的就是让她们端盘子,然后教育她们:你看看你旁边的姐妹,人家穿的什么吃的什么,你看看人家挣多少钱,你再看看你,一个月一百块,为什么呢?你白吃白住啊,不要钱吗,工资一个月就一百块,干不干?如果女孩们说不干,就得还钱,路上吃饭钱,买衣服钱,少说百元以上。老板都算准了,四川女孩子出门身上顶多50块钱,她还不起,不得不干。但是这点工资根本不够生活,五天都用不了,很多女孩子三四天就主动要求出台。然后妈咪会告诉她们,开处5000元。一下子挣这么多,很多女孩就非常愿意了。



“小姐”与“鸡头”的荒诞爱情

“小姐”们虽然每天跟不同的男人进行肉体交易,但是她们也有心中真正的男人,也即她们的“男友”。因为,她们也需要精神寄托,而男人就是她们的精神寄托,而这些男人可不是那些嫖客,是控制她们的男妈咪、男老板或者叫“鸡头”。

曾有一个17岁的“小姐”跟她“男友”打电话说,“哎呀你就骗我假装说你爱我还不行吗?”在那耍赖撒娇。过一会儿又说,“我知道你拿我钱去找小姐去了,我又不反对你,没关系你爱我就行。我知道你吃粉吸毒,我钱不从来是都给你吗。”她需要的就是一个假迷三道地的“我爱你”。她们心甘情愿把自己那点儿血汗钱全部供给“鸡头”。

这帮“鸡头”很聪明,他们故意在“小姐”里找,然后吃她们的喝们她的;而且绝不只找一个,会找很多个,一块儿供着他。面对这些“小姐”的痴情,这些“鸡头”也不领情。从经济学意义来说,“鸡头”就是控制她们,剥削她们的那个人。可是“鸡头”同时也是她们的“男友”,这两者是合一的。

经济上你只能管理她们,不能控制,人家要走你不能拦着。而“鸡头”是人身控制,用什么呢?就是爱情,其实也就是一点点甜言蜜语。

在内蒙做调查时,曾采访到一个“鸡头”,这还不是个小“鸡头”,带了7个小姐。问他怎么这么大本事,他开始不说,东扯西扯,然后他带的一个小姐来了,一看,那眼神,明显就是深深堕入了爱河。这就是感情控制。

“小姐”的面子、自尊与自立

了解了“小姐”们的爱情观,你不能说她们就是不要脸的人。她们其实也是很要面子的人。只不过,这个面子不是我们理解意义上的面子。

作为嫖客,如果不嫖,对小姐来说是个很过分的事。首先人家挣钱挣不着,其次你这叫“踢台”。在这个圈子里,在这个场所里,被踢一次台,就彻底没面子了,也就混不下去了,只能走人了。所以“小姐”们最恨的是“踢台”。

有时候,“小姐”并不需要小费给得多,因为客人给多少小费别的“小姐”不知道。要是客人给的“台费”(交老板的)多,别的“小姐”都知道,就显得她比较有身价,在姐妹中就有面子。你可能觉得这太不划算,可是在那么小的女孩子圈里,朝夕相处,这一点点面子就让她们很高兴。

同样,“小姐”也是有自尊的。“有一次调查完离开红灯区的时候,有一个小姐,30多岁了,跟我说,你娶我吧。后来好几个记者和学生都问我,你怎么回答的?还有人转述成:有一个‘小姐’要嫁给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说:‘小姐’这话让我很感动,可是你这样问,我却很痛心。”潘绥铭教授说。

“第一个,你真的不懂这话是什么意思吗?这位‘小姐’,她也拿我当人看,不把我当嫖客,也不再把我当坏人,所以才这么说。这还需要回答吗?再一个,人家想嫁给我吗?人家说的是,你这个人还不错,有资格娶我了。你以为人家是‘小姐’就想攀高枝啊?才不是呢,这是表扬。”潘教授说,他那样回答也是照顾了那位“小姐”的自尊,毕竟她们也是正常的人。

再来说说“小姐”的自立。局外人都以为“小姐”就是得过且过混日子,要不就是可怜兮兮。可是还有另一面大家都没看到。

潘教授说:“有一回我犯傻,问一个‘小姐’,结婚了老公知道了怎么办。你猜人家怎么说?‘嫁鸡养鸡,嫁狗养狗’!我挣下钱了,他不要我,我还不要他呢!哈,我这辈子尽碰见高人了。”

产出导向法有三个核心环节(文秋芳,2015):一是“驱动”环节(motivating),教师设计合适的交际场景和具有潜在交际价值”的任务,激发学生完成任务的热情,增强学习的动力;二是“促成”环节(enabling),教师提供必要的输入材料,引导学生通过对听和读材料的选择和加工,获取完成任务所需的语言、内容、语篇结构等信息,促成产出任务的完成;三是“评价”环节(assessing),即学生完成基本的产出任务或类似的新任务,教师做出即时评价和补救性教学。

“小姐”刚来,一挣钱就买衣服,叫“小姐装”,那个奇、那个土。可是一般三个月都不用,全穿成淑女了。这就是快速适应城市生活。逐渐地,她们关系也有了,也会挑工作了,也知道人情世故了,都变成城市人了。太好的日子不见得多,可是起码她们也学会了自立。

艾滋病并不重要,最怕人流

此外,在调查中还了解到,在“小姐”的生活中,第一位是挣钱,第二位才是安全。而安全也不是我们平常说的艾滋病,而是被打、被杀、被抢、被偷、被烧伤、被欺负,等等。第三怕怀孕,怕妇女病。

采访的一位“小姐”说,性病是能看出来的,那就没法工作挣不到钱了。而且所有人都瞧不起你,老板会把你打出去。但是艾滋病又看不出来,怕什么?此外,对于“小姐”来说,凡是结了婚有孩子的,都得考虑孩子怎么上学、怎么带,老公跑了怎么办,等等。可以说最后才是艾滋病的问题。

潘教授说,曾有一“小姐”问他这艾滋病得了就死吗?他说倒也不是,有潜伏期。她们又问多长,潘教授说大概两三年吧。她们就说,“那你跟我说什么劲儿啊,我下个月可能就死啊。”所以,关于怎么预防艾滋病,对于那些“小姐”来说并不是很重要。

潘教授还说,现在中国有很多预防艾滋病的人,也接触“小姐”,也干了不少活儿。可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老认为“小姐”们是一张白纸,假设她们什么也不懂。其实,人家累计起来接了两三百多个客人。难道她们就真的不怕死?当然怕,只不过她们有她们自己的一套办法。

一位在东莞的“小姐”说:“我们这卡拉OK旁边的小屋,就是‘炮房’(性服务区),有录像。我就每次放录像,我挑过的录像都是老外的,都戴套。客人一进来就给他们看这个,客人看几眼,高兴了,然后不想戴套。我说你看人家老外都戴。客人一看,还真是啊,就戴上套了。”

其实,“小姐”们尤其是未婚的,最怕的是人流。天下女孩子都怕这个,“小姐”们尤其怕。因为她们只要去人流,回来后这工作就丢了。老板会让他们赶紧走,这对“小姐”们来说是关于饭碗的问题,所以她们都十分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