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英国知名政论杂志《新政治家》认真检讨说,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那些反对采取措施控制病毒的(英国)人把瑞典誉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天堂,据说瑞典模式向世人展示了,如何在没有政府干预的限制下,依然可以控制冠状病毒疫情。


英国《政治家》杂志反省,英国人太迷信瑞典模式

事实上,连瑞典人终于对当局抗疫措施失去信心,12月17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也罕见地对负责人进行了斥责,在接受瑞典SVT电视台采访时称瑞典抗击新冠疫情的斗争是失败的。

11月下旬,面对危险的第二波冠状病毒病例,瑞典政府推出了第一个商业禁令: 酒吧和餐馆将在晚上10:30后关闭,此时,每天新增病例率达到7000例。这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国家,新冠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近8000人,这一数字远远高于政治制度和社会习俗类似的北欧邻国,甚至比所有邻国的总和还要高。

但瑞典政府应该在疫情肆虐之际,依然在犹豫究竟是直接实施禁令,还是仅仅提出建议。即便最终社会禁闭打了折扣,瑞典民众也不买账,对当局的批评也越来越多。然而,人们呼吁的不是更多的限制或封锁,而是瑞典政府要求从一开始的承诺: 需要清晰指引。


戴口罩难题:当局鼓吹让瑞典人自己做主

回溯今年二月份,当瑞典第一次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时,由“明星”病毒学家提格内尔( Anders Tegnell)领导的公共卫生署做出了“全民免疫”的指引,理由是让瑞典人做出负责任的选择,同时仍然能够继续公众日常生活,并保持经济运行。

值得注意的是,瑞典在最初采取“佛系”抗疫措施,有其国情优势。首先,这是一个城市化程度很低的国家,例如,病毒在人口稠密、建筑密集的地区传播更为迅速。相比英国每平方千米有273人,而瑞典只有25人。其次,瑞典是全球独居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 42.5% 的家庭是单身人士,而英国只有29.9% 。显然,病毒更容易在家庭内传播,而拥有大量多代同堂家庭的地方受到的影响最大。


瑞典“明星”病毒学家提格内尔

事实上,瑞典政府的指导方针,一直令人困惑,最好的例子就是关于口罩的争论。自疫情爆发以来,是否佩戴口罩一直是困惑公众的问题: 公共卫生署建议人们不要“普遍”佩戴口罩,但坚称口罩“可能”在某些地方有用,比如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但同时也警告称,口罩也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它们可能会给人们带来“虚假的安全感”。

在疫情期间,“明星”病毒学家提格内尔特别强调,缺乏证据证明口罩的有效性,并警告瑞典人,不要因为戴口罩,就假定没有感染病毒的风险。最终,在12月18日,公共卫生署宣布更新后的指导方针,要求在高峰时间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


政出多门,总理与明星病毒学家唱对台戏

当然,瑞典应对措施缺乏明确性,已经成为常态,而卫生当局所谓的“信任为基础”的做法已经成为混乱的根源。有两件事尤其造成了机能失调,使得瑞典人很容易忽视官方的建议: 首先,有太多的指导方针,从如何购物和外出就餐到如何去教堂,这些指导方针在瑞典的21个地区各不相同。其次,执政党的建议与公共卫生署的建议越来越脱节,后者根据宪法独立于政府行事。

因此,公众有点无从适应,究竟是否去疗养院探望亲人(条例和/或建议取决于地区和/或关系) ,以及是否去餐馆吃饭,瑞典总理勒文建议呆在家里,而“明星”病毒学家提格内尔赞成在餐馆吃圣诞自助餐,只要遵循指导方针。


此外,首相勒文与卫生署领导层的意见分歧,也阻碍有效的防疫部署。

11月底,瑞典首次单方面决定禁止8人以上的集会。当被问及这项政策背后的理由时,提格内尔回答说,这是政府的一项举措,公告发布后,企业没有得到明确的指示。例如,瑞典最大的电影院线 Filmstaden 表示将暂时关闭,但当天晚些时候取消了这一决定,因为提格内尔说这一禁令不适用于电影院。几天后,在政府宣布“ 提格内尔是错的”之后,这份禁令又被恢复了。

紧急立法,明年3月才能生效

瑞典首相勒文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想要走出提格内尔的阴影并不是巧合。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对公共卫生署表示“高度信任”的人数从10月份的68% 下降到12月份的52% 。与此同时,政府面临新的批评,因为一个冠状病毒委员会最近得出结论,该国养老院中的许多死亡是由于政府长期忽视造成的。(该国近90% 的冠状病毒死亡病例发生在70岁以上的老人身上,其中一半是在疗养院。)


瑞典新冠病例人均死亡率低于西班牙和英国,但比邻国挪威高出10倍以上,芬兰的9倍

总理勒文现在承认,他的政府要承担部分责任,但他也继续强调,医疗保健主要是地方当局的责任。然而,他的解释并没有安抚公众,都觉得这是一个失败的实验。瑞典人问,如果这个策略不起作用,为什么当权者没有改变它?

然而现实是,即使执政党希望推出更严格的规章制度,其权力也是相当有限的。在四月份第一波冠状病毒高峰期,议会授予政府临时许可证,如果流行病恶化,可以关闭餐馆、商场、健身房和公共交通。然而,这项法律从未得到实施,在6月底到期后,瑞典政府未能延长这项紧急立法,因为卫生当局预测,“群体免疫”将保护瑞典人免受第二波大规模疫情的影响。

当然,事实证明这个预测严重错误,瑞典现在是欧洲人均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尽管瑞典政府正在起草新的紧急立法,但预计最早要到2021年3月才能生效,而疫苗接种预计将在两个月后抵达该国。


瑞典总理勒文领导力也备受挑战

瑞典模式可以做得更好吗?

到目前为止,全世界都会记得瑞典对这场大流行病的处理。尽管卫生署官员一直强调所谓的群体免疫从来不是一个目标,但没有人否认,这是瑞典防疫战略的一部分。为了证明公众对当局的信任,选择了避免社会停摆的“全民免疫”路线。这已经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致命错误。

例如,如果瑞典政府在病毒传播之前就保护好疗养院,限制来访,瑞典就可以在没有封锁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与此同时,瑞典既没有像其他富裕的欧洲国家那样建立检测系统,也没有建立追踪接触者的能力。直到5月底(8月份也是如此) ,瑞典的人均测试人数是丹麦的20% ,低于挪威和芬兰; 瑞典是欧洲测试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即使在秋天增加了测试,瑞典仍然只有丹麦的四分之一左右。
尽管卫生当局认为不太可能再次发生大规模疫情,但执政党本可以做好更充分的准备,并让瑞典人民做好迎接第二波疫情的准备。


瑞典从未对那些来自国外高风险地区的人进行隔离,也没有关闭包括餐馆和酒吧在内的大多数企业。那些冠状病毒疾病检测呈阳性的家庭成员仍然继续上学,不像在其他许多国家,如果一个家庭中的一个人检测呈阳性,整个家庭就会被隔离,通常需要14天。直到10月1日,瑞典公共卫生局才发布了一项不具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允许医生在某个家庭成员检测呈阳性的情况下,建议某些人在家休息7天。但这些规则存在主要漏洞: 它们不适用于儿童(从出生到16岁)、家庭中以前 PCR 或抗体检测呈阳性的人,或具有重要社会职业的人,如卫生保健人员(在某些情况下)。


瑞典人依然为坚持“人道主义”而自豪

对此,瑞典记者卡尔-约翰 · 卡尔森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评论说,如果瑞典政府珍视决策的透明度,如果它抛开政治纷争,做出统一的回应,那么,堆积在瑞典身上的批评可能会变成赞扬,因为它没有屈服于错误的国际谴责。

在他看来,瑞典搞砸的地方,只是它的政策执行力。当局没有考虑到瑞典养老院会因为几十年的疏忽和资源匮乏而摇摇欲坠; 计划是给予人们自由,以交换责任,但当局没有提供足够明确的指导,让人们甚至负起责任来。虽然瑞典模式已经导致很多人丧生,如果当局不是笨手笨脚,瑞典的“全民免疫”模式至少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参考样本。

尽管在疫情期间,北欧邻国挪威、丹麦和芬兰相互开放了边界,但瑞典一直被冷落,在北欧邻居看来,瑞典游客比西班牙、意大利和英国等国的游客更可能带来风险,也引发了一些各国的历史恩怨讨论。更大的问题,可能是对瑞典高质量的国家医疗和老年人护理的国际声誉的影响。

来自“瑞典的剑桥”——乌普萨拉大学政府高级讲师 Helen Lindberg说, “瑞典作为世界人道主义超级大国的形象受到了打击。我们的光环已经被打破,现在我们有很多东西需要证明。”


《时代》周刊认为,各国不应该被瑞典的“迷之自信”所蛊惑

正如《时代周刊》所言,各国卫生保健工作者、科学家和普通公民都对瑞典的做法表示担忧。不过,瑞典是一个小国,它为自己的人道主义形象感到自豪ーー以至于世人很难理解,我们随时可能不小心冒犯了其自尊。

所谓“群体免疫”模式,带来的是生命损失日渐严重、公众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将老年人危险群体置于长期隔离状态。各国在考虑“瑞典方式”之前,应该引以为鉴,否则,即便侥幸逃过这场疫情,也很难在未来的疫情中撞大运。

英国《新政治家》杂志感慨说,2020年很深刻的教训是,如此多的社会关注被浪费在了瑞典模式上,而忽略了澳新、日韩等国展示了基于果断行动的严厉抑制病毒的真正成功模式: 所有这些国家的冠状病毒感染率,都只有欧洲平均水平的一小部分。

这恐怕真是“血的教训”。

参考文章:https://time.com/5899432/sweden-coronovirus-disaster/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18/sweden-second-covid-wave-failure-of-government-guidance/

https://www.newstatesman.com/world/europe/2020/12/sweden-s-covid-19-failures-have-exposed-myths-lockdown-sceptics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53498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