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中国与东亚问题的学术泰斗、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前主任傅高义（Ezra Vogel）日前过世，享耆寿90岁。在中国，傅高义因为写作邓小平传记《邓小平时代》享有盛名，中国外交部更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之名悼念傅高义。在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眼中，傅高义又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与影响？

“他是一个那么（资深的）社会学家，对我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新人）却那么用心，想到这里真的很难过……。” 美国史密斯学院中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教授桑禀华（Sabina Knight）在电话那头，回忆过去自己与傅高义的互动与往来，哽咽许久说不出话。

美国学者眼中的傅高义：没架子的谦谦君子

对桑禀华而言，傅高义就是导师级人物，地位崇高，但这位长者是没架子的谦谦君子，尤是她2001年刚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当博士后研究员，作为新进的年轻学者，她感受到傅高义不分研究冷、热门，对提携后辈的用心。

她告诉记者，“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哪个人有名没有名、在哪学的都没关系，他对每个人都很关心、都很友好。他那么热情，他看了我的草稿后给我三页的评论，我有点难以想像。他那么大方，而且他是对很多人都这么大方，一视同仁。”

傅高义桃李满天下。他20日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出后，不只推特上众多研究中国问题的各国学者表达哀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都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追悼他，慰问家属。

傅高义的儿子、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福格尔（Steven Vogel）在推特上表示，父亲是因手术后的并发症去世。在他心中，父亲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对生活充满热忱。”

相识于少年 黎安友眼中的傅高义非“熊猫派”

傅高义出生于1930年，能说流利的中文和日文。他是美国中国通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但一开始是研究日本问题。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来说，傅高义还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在哈佛读政治本科时，和刚到费正清中心转而从事中国问题博士后研究的傅高义是中文语言课的同班同学，后来在研究中国这条路上，足迹相似。

黎安友告诉本台，“1963年那时，我们不能进中国，但能在香港和澳门从事中国研究。他（傅高义）让我跟着他一起在香港，还带我到澳门。我们当时有机会能访谈从广州逃出来的中国难民，了解共产中国内部的情况。”

傅高义在中国的名气响亮，和2011年出版邓小平传记《邓小平与中国转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有很大关系。这本书的中文版译作《邓小平时代》，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却也曾引发争议。

《纽约时报》曾报道，中国境内出版的《邓小平时代》比起香港版删去逾5万字，主要包括天安门事件、中共党内斗争及对领导人的评价。傅高义曾表示，中国删改他的作品是一个“讨厌却又必要的妥协”。

黎安友也曾经撰文评价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和傅高义较为正面的看法不同，黎安友认为，邓小平是“局部改革者”。但评价傅高义在美中关系研究上的地位，黎安友对年长他10多岁的老同事，有着体贴与宽容：

“我不认为他是所谓的拥抱猫熊派，他是试图以同理心、了解对方的看法。在撰写邓小平传记上，他是以他所遇到的受访者、以人物为中心，对照他们当时身处的现实环境，试着了解他们能做什么样的决策，而不是对他们的决策或行事做价值判断。就像他在天安门事件上的价判断是他认为那是一场悲剧，一件坏事，但他会说邓小平没有没有其他选择。我也尊重他的看法。”

傅高义晚年专注历史研究，尤其是把心力投注在他最早关心的东亚两国-中日关系上。他2017年到中国发表新书，还以中英文交错、自讲自译“中国高层缺乏与日本深入交往的人。”

借鉴中日战争悲剧 傅高义忧美中冲突

傅高义是成长于二战时期的犹太裔美国人，曾经从军，对中日对峙爆发残酷战争的历史有深刻认识，也影响着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黎安友就说，“他试图了解中国和日本双方，让其他国家做借镜，因为他想避免这些国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傅高义生前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出现在台湾《远见杂志》11月初举办的“2020年第18届远见高峰会”上，当时正值美国总统大选刚投票后。在视讯连线中露面的他，看来精神很好，却也对美中关系有着担忧。

“现在我们美国对中国大陆的看法很严重……，”他当时还说，“拜登若当选，美中关系‘会硬不会乱’；若特朗普连任，将持续‘又硬又乱！’”。他对美国国内政治与国内政策，这几年也有直言不讳的批评。

去年，他对香港问题的忧心以及对习近平的看法，也都在接受访问时坦率表达。

他认为，在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不够重视一般香港人的感受。他尤其关注的是大批中国人到了香港后，包括在就业、住房与教育等各层面造成问题，让香港本地人感受到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对新疆维吾尔人权问题，他也表达高度的关切。

傅高义眼中的习近平：不理解外国的领导人

而在傅高义眼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不像邓小平曾有许多的涉外经验，他对外国领导人没有本能的理解。

在桑禀华来看，傅高义不只是中国的老朋友，还有友直、友谅、友多闻的坚定：他对我们很有启发，他热爱中国，但他也还是很勇敢，会提到人权问题，特别对香港他特别担忧，他一定会说真话。

居于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1987年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时，曾有机会到傅高义家中作客。傅高义是个热忱的人，两人也聊中国问题，但就后来的邓小平时代那本书，胡平认为，傅高义是在中共高层默许下，才能访问到包括邓小平子女这样的圈内人士。但他认为，这也造成了对邓小平评价的错误认识，而这让中共得到了渴望的外部支持与认可：“他们需要一个外人替他们说好话，中共自己说没有说服力嘛，要是中宣布写一部邓小平时代谁看啊。”

傅高义生前曾表达正研究撰写关于胡耀邦的书，在胡平看来，这么多年没能写出来应是有为难之处。

中国有没有可能出个像傅高义这样的学者，能勇于面对并检讨自身政治体制的盲点与缺失？ “有为者亦若是”，桑禀华就说，她期待并希望中国也能出一个中国的傅高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