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傅高义教授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方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对于他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慰问。“傅高义教授为促进中美沟通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做出了不懈努力。我们将铭记他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所做的贡献。”
在哈佛首开中国社会学课程
傅高义1930年7月11日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特拉华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50年，他毕业于美国俄亥俄州威斯理安大学。在服过两年兵役后，傅高义在哈佛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
开始研究中国是在他30岁那年，在耶鲁大学任教的傅高义前往哈佛大学访友，当时哈佛东亚研究中心获得一笔基金，想培养研究中国的年轻学者，学成后可以留校任教。东亚研究中心教授向傅高义发出邀请，他就这样走上了中国研究之路。
“傅高义”是他在从事中国研究后给自己起的中文名字。
他的英文全名是Ezra Feivel Vogel。因为Vogel的发音像是中文的“fugao”，再加上他英文名的首字母是E，他给自己取了“义”字。
按照傅高义的解释，“义”在中文里属于很高的道德水准，也恰恰是他心中伦理的至高境界。
在哈佛大学里，傅高义被称为“中国先生”，不仅是因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更由于他对中国的研究与谙熟。
1961年，傅高义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开始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1963年他动身前往香港，由于材料和条件限制，他先着手以广东为例进行研究。
通过大量的走访和研读《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他于1969年出版了《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该书详细介绍了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土改的过程，当时在美国很具影响。
1965年，傅高义在哈佛大学开讲中国社会，主要介绍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的情况，这是哈佛大学首次开设中国社会学课程。
1973年，傅高义跟随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代表团第一次访问中国，这是到达中国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
1987年，傅高义再次前往广东，在7个月的时间里，他走遍了70多个县。
1989年，《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本书是外国学者全面研究和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本专著，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动因、性质、过程及前景进行了颇为全面系统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傅高义每年至少来一次中国。
据新华社2019年10月的报道，傅高义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18年10月，他还从北京到山东体验了一下中国的高铁。
“美国人对中国不够了解”
傅高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中，最知名的当属《邓小平时代》。
据《光明日报》报道，2000年，傅高义从哈佛大学退休，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他在思考应该做点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
一位记者朋友毫不迟疑地告诉他：“你应该写邓小平！”思索之后，傅高义断定记者的话是对的：“亚洲最大的焦点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在改善这么多人的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好吗？”
10年之后，2011年9月，《邓小平时代》英文版出版，被誉为“了解当代中国的必备著作”。
2013年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谈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中文简体版在北京、深圳、成都三地联合首发。
傅高义不止一次地表示过，《邓小平时代》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美国人更了解中国。
2013年1月19日，傅高义以“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为题，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举行了一次讲座。
当被问及美国人如何看待中国时，他回答说，美国人对中国有复杂的心理。一方面，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大国，要是被别的国家超过，会不会有问题？另一方面，美国的失业问题比以前严重。一些美国人认为，是中国商品的涌入，令两国贸易产生不平衡，从而导致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他还介绍说，有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大学里的知识分子和比较了解中国的人，认为应该在政治、贸易方面和中国搞好关系。但很多普通人，那些教育水平不高、不了解中国的美国老百姓，则有顾虑、担忧的心理。
“美国人对中国人不够了解。在21世纪，美国人应该了解中国。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在10年、20年之内一定会超过美国，这毫无疑问。”傅高义说。
跨越半个世纪的三封信
作为“中国先生”，傅高义多次于关键时刻在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发声。
1969年，尼克松当选为新一任美国总统。费正清、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建议尼克松政府改变对华政策，与中国建立关系。
傅高义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回忆了写信的契机。他表示，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研究学者都认为当下是与中国接触的最佳时机，于是便有了这封联名信。
“我们说，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傅高义回忆。
2019年7月，《华盛顿邮报》发表了题为《与中国为敌适得其反》的公开信。
该信由史文、傅高义、芮孝俭、董云裳和傅泰林等长期从事中国问题的美国学者和政策制定人士撰写。公开信在发表之际取得了百名学者的联署签名，此后又有大批学者通过网络形式继续签名。
“我们写这封信的原因，就是要呼吁和中国合作。要积极想办法合作，避免冲突。”傅高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美国政府里有一批人，对中国没有好感，不愿意和中国合作。但是写这封信的人都认为，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仍旧要谈合作，与中国合作。必须要想办法合作，不应该把中国当做敌人。
2020年4月，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联合发表题为《拯救来自美国、中国和全球的生命》的声明。
声明得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前国防部长查克·哈格尔、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前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等93名美国前政府高官和专家学者的联名支持，傅高义也在声明上署名。
声明表示，美中两国若不展开合作，无论在美国国内还是全球范围内抗击疫情都不会取得成功。
“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
就在近期，傅高义还在频繁参加中国各种论坛、接受中国媒体采访，解读现阶段的中美关系。
7月，在接受《环球时报》专访时，傅高义表示，中国的增长潜力大得多，中国经济可能会持续增长并在未来超过美国的规模。美国人届时会发现很难接受这一点，但必须学会慢慢接受。
“美国曾犯过很多错误，比如，我们中的很多人不愿接受中国的崛起。但我和很多人都在努力，争取更好地和中国打交道。”傅高义说。
10月，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傅高义用流利的中文连说了几个“没想到”，“中国发展这么快，我没有想到，恐怕没一个外国人能想得到。”在傅高义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了不起”，是它将中国推上了飞速发展之路。
11月26日，傅高义在线上参加在京举行的第十八届《财经》论坛时表示，在商业合作领域，美中双方都应该有开放的政策。他建议美中双方减少在投资等方面的限制，美中企业在知识产权等领域了解彼此关切，找到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合作。
12月1日，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召开。这是傅高义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参加香山论坛。
他在发言中表示，目前中美关系处于历史的低谷，这对两个国家都是不利的。美国的一些政治家非常反华，他们对新疆、西藏和香港问题进行批评，但拜登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一个机会。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高层、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做出努力，尽快推动美中两国高层会晤、专业人士进行专业应对，工作层则在细节方面进行沟通。”他说。
傅高义还表示，美国不应该诋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所做的建设性努力，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哈佛90岁“中国先生”傅高义去世，20天前曾告诫美国：要公平对待中国
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中国先生”。
|作者：张勉 田亮 崔隽
人民日报原驻美国首席记者
温宪
|编辑：咖喱
|编审：劳灵格
12月21日，环球人物记者从人民日报原驻美首席记者温宪处得到确认，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去世，享年90岁。
这位在哈佛同时有着“日本先生”和“中国先生”之称的巨匠，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他倾10年之力、采访了近300人写就的《邓小平时代》，曾在国内国际引发广泛关注。
不仅满足于在学术上留下传世之作，晚年的傅高义也不断介入现实。
2019年7月初，傅高义作为5位执笔人之一，起草《中国不是敌人》联名信在《华盛顿邮报》发表。89岁的他，仍坚持每星期在哈佛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的系列讲座，帮助美国人更好地了解中国。
傅高义最后一次出现在中国观众面前，是今年的12月1日。在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视频研讨会时，他表示，美国当选总统拜登给中美关系带来新的机会，中美之间应该从高层会晤、专业人士以及工作层三个层次进行推进。美国应该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公平地对待中国。
在惊闻傅高义教授去世的消息时，国内众多领域学者对其表达了深深的怀念。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陈征，曾在哈佛大学受教于傅高义教授。对环球人物记者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她表示，由于研究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话题相对敏感，傅高义教授是整个哈佛大学内唯一一个真心帮助她的人。“只要是关于中国的讲座，他都会来参加，而且喜欢在讲座结束后留下来参加冷餐会，跟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子聊聊天。”
·陈征与傅高义在哈佛大学的合影。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听到傅高义去世的消息感到很难过，也很意外。“他身体一向很好，一直坚持学术研究，坚持写作，精力很旺盛。”李昕曾2015年和2016年见到傅高义，当时对方正在筹备胡耀邦的采访。李昕还透露，据哈佛大学那边的消息，傅高义的去世是由于手术后并发症引起的。
温宪曾多次对傅高义进行过专访，还曾拜访过傅高义在美国的居所。在得知傅高义去世消息后，他表示十分悲痛：“他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谦谦君子；他是一位头脑冷静、视野开阔、仗义直言、坚守节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是一位纯粹意义上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
环球人物记者田亮回忆起2013年对傅高义的采访时，依然记得当时傅高义脸上挂着的热情、和善的微笑，“他那一口流利的中文，让我有一种在与一位中国学者畅谈的错觉。”
·2013年1月19日，傅高义在北京华侨大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本刊记者 田亮/摄）
“我不会只说中国好”
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傅高义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号——“中国先生”。
1973年，费正清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退休，傅高义接替他，成为这个中心的第二任主任。他曾半开玩笑地解释过自己和这位前辈的不同：“费正清是历史学家，而我是研究社会学的；费正清是哈佛出身，用中国的说法，在美国他算得上是‘高干子弟’，而我是小镇上长大的青年。”
1930年7月，傅高义出生于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犹太人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
上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重视培养中国问题的人才，都想扩大对中国的研究，纷纷招收和选拔年轻学者。
1961年，31岁的傅高义被费正清选中，来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学习中文、中国历史、社会和政治。为他上中文课的是“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她在语音上要求很严格，所以我们这批学生比别人教出来的水平应该更高一点。”傅高义笑着回忆说。
年轻的傅高义很快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我的英文名是 Ezra Vogel，Vogel是个德国姓，在德语里这个发音很像中国的‘fugao’。因为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 E，取其谐音，又选了‘义’字。”
他曾对记者解释说，“我知道在中文里，‘义’也意味着有很高的道德标准，这正是我想追求的。”那时的傅高义，已下定决心将中国作为他的研究对象，此后50多年里，他对中国的观察从未中断。
傅高义对中国的观察是从南大门广东开始的。
1963年，他在香港用一年时间做广东研究。那时，东西方冷战正酣，唯一可以近距离研究中国的地方是香港。在香港，他能读到《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还有一些政府工作报告，也能接触到偷渡到香港的广东人——那些人给他提供了另一个角度的事实。
傅高义请了一名刚从广东到香港的年轻人做他的助手。
“我们一起看《南方日报》等报纸，我看了1949年到1963年几乎全部的《南方日报》。我看的时候他也跟着看，我有不明白的就问他。比如我看报纸说‘反对×××’，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背景是什么，他就会很详细地告诉我，特别是有关土改的经验，比如最开始的政策是什么，几个月后政策又变成了什么。从中我可以了解报纸和现实矛盾的地方。”
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第一部关于中国的作品《共产主义下的广州》。这本书描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一个省份所经历的一系列深刻的政治运动。作品抛弃了西方学者的偏见，描绘中国的本来面貌，在美国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本书将成为社会学家们从外部世界研究共产主义中国的杰出范例。”费正清如此评价。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和马萨诸塞州建立友好关系，广东省政府邀请傅高义继续到广东做研究。“广东省的领导认为，自己宣传的东西外国人不一定相信，要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到中国做研究、写文章，外国人就会打消疑虑。”他说，自己不可能“只报道中国积极的一面”，必须自由地报道他所看到的。
最终，傅高义决定自费采访，以保证独立性。广东省的领导也同意不审查原稿。
·2012年1月，傅高义在美国韦伯斯特大学谈中国近代史、邓小平和中国经济未来。
从1987年6月到12月，傅高义在广东实地调查了70多个县。1988年夏季，傅高义又调查了3周，1989年写就《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这是外国学者研究、报道中国改革的第一部书。这部书和《共产主义下的广州》相隔了20年，共同构成了广东的一部当代史。
1987年的广东之行，妻子艾秀慈也陪伴在傅高义左右。艾秀慈任教于美国凯斯西储大学，是一位人类学研究者，会讲广东话。
傅高义十分珍惜这份感情，在《邓小平时代》一书的扉页上第一行就写道：“献给我的妻子艾秀慈”，以表达他对妻子的感激之情。
在哈佛向朱镕基提问
如果仅仅将傅高义称为“汉学家”肯定有失偏颇，他被认为是美国唯一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事实上，他的日语说得比汉语还好。
傅高义关于日本的两部著作《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写于上世纪60年代）和《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写于 1979 年）都引起了强烈反响。
《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出版后，美国许多企业家纷纷邀请傅高义去做报告，以增加对日本的了解。傅高义后来才知道，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读过这本书。
有一年，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率代表团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下面有人向朱镕基提问：“你认为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什么？”朱镕基回答：“这样的问题不应该问我，而应该问傅高义啊！”没想到，底下一阵大笑。朱镕基问大家为什么笑，有人回答：“提问的人就是傅高义！”
有这样的研究背景及影响力，不难理解傅高义的另一个身份：受到政府重视并信任的亚洲问题专家。
1958年以来，傅高义每年都要访问亚洲，而他联系的都是最高层次的人物，比如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等。
·傅高义在中南大学演做主题为“邓小平与中国外交”的演讲。
在推动中美关系上，傅高义多年来更是投入了极大热情。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创建过一个组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冷战期间，它对推动中美双方的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著名的“乒乓外交”就是由它推动的，而傅高义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1968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费正清与傅高义等十几位研究中国的著名学者给尼克松写信称，“现在是跟中国接触的好机会”。不仅如此，傅高义还与费正清等8位学者去华盛顿，找国务卿基辛格谈话，就中国问题提出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1993年，傅高义应好朋友约瑟夫·奈（哈佛大学教授、提出“软实力”一词的著名政治学者）的邀请，出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情报官一职。傅高义说：“这段经历对我后来做研究的帮助很大，当时的驻华大使芮效俭的报告我也能看到，我经常与在政府工作的那些人交换看法。”
在执掌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期间，傅高义将这里变成了一个各国首脑和美国民间互动的平台。那段时间，对傅高义来说最重要的一件事，莫过于1997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哈佛之行。
“我以前在北京见过江泽民，那是1996年带领一个团访华，我代表大家向他提问，讨论了一些问题……当时知道他要访美，我就向中国方面表示，如果江泽民想来哈佛，我可以帮助安排。中国大使馆有几位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后来就和我商议具体事项。”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如期在哈佛大学进行了演讲。
此后，傅高义又在北京见到江泽民，每次江泽民都会提起：“哈佛那次，组织得很好！”
“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
2000年，70岁的傅高义退休了。
但因为研究邓小平，他不仅没有停止对中国的观察，反而在用一种更宏观、更深刻的视角研究中国。他以一种犀利的笔调写道：中国改革有陷入“乱象丛生的社会”的危险，在法制建设、社会管理等方面，当前和未来都面临巨大挑战。
傅高义曾公开说：“了解亚洲的关键是了解中国，而了解中国最重要的是了解邓小平”。对此，他曾跟环球人物记者解释道，中国的变化改变着世界，我相信，没有一个领导人（邓小平），对世界的发展有过如此的影响。
正如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所说：“傅高义告诉了西方读者，也包括中国读者，中国的发展道路从哪里来，向何处去，他帮助读者理解了我们所亲历的中国改革时代的昨天和今天。”
·2013年4月，傅高义在北京参加书博会读者大会。
2011 年，《邓小平时代》英文版一问世，就为舆论广泛关注，入选众多图书奖项，《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金融时报》等国际权威媒体把它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
《纽约时报》两次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迄今为止对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最全面的记录”。
·傅高义所著图书《邓小平时代》。
2012年，这本书获得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莱昂内尔·盖尔伯奖，该奖专门授予以英语写作、关于外国事务的非虚构类著作，基辛格的《论中国》也一同入围，但最终被《邓小平时代》击败。
出版方当时曾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透露，《邓小平时代》首批50万册已经被预订一空，现在正准备加印30万册。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傅高义十年磨一剑，用十年时间写一本书，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现在能够坚持做到的人不多。有的学者不是十年磨一剑，而是一年磨十剑，学术心态非常浮躁。这更显得傅高义坚持精神的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