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12月20日报道，瑞典政府抗疫策略的失败显而易见，但从首相、卫生部长到首席医学专家，都摆出一副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架势。有学者认为，最终可能会是由中层的卫生局局长“背锅”。
随着新冠死亡人数不断增高，瑞典开始思考谁应该负责 《卫报》
截至18日，瑞典累计确诊病例367120例，累计死亡7993例。该国疫情自10月以来快速恶化，11月因各种原因死亡总数超过8000人，创1918年流感大流行以来纪录。近期，瑞典各地医院满载、医护出现辞职潮，医疗系统濒临被击穿。
瑞典首相勒文承认政府误判了第二波疫情。但他同时说，追究责任“并不容易”，“很难直接指向具体某一个人说，你应该负责。”
瑞典首相勒文12月18日宣布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呼吁民众戴口罩
被问到是否应就抗疫不力而辞职，瑞典卫生部长雷娜·哈伦格伦顾左右而言他，把话题撇向医疗体系有多么脆弱，反对党上半年也支持政府的做法等，还暗示不应“临阵换将”。
“提出‘是我，是他或者是她（的责任）’很容易，但我们正置身一场疫情之中。试图做出（要求辞职）这种极度轻松的决定，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改善养老院护理的状况，我也不知道（是否合适）。”
在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泰格内尔的建议下，瑞典自年初疫情暴发以来就拒绝采取严格封锁措施。即便是欧盟其他国家“封城”后，瑞典依然保持了酒吧、餐馆、学校的开放；同时不顾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拒绝要求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而泰格内尔也成为防疫策略“瑞典模式”的代言人，一度几乎每天都受到英国、美国那些支持“群体免疫”主张的媒体采访。不过，最近这类采访频率已经没那么高了。
泰格内尔承认低估了瑞典第二波疫情的规模，但依然坚称目前断言瑞典抗疫策略失败“为时过早”。今年3月，他接受《观察家报》采访时曾被问到，如果防疫工作真的遭遇惨败会怎么做。
《卫报》形容，泰格内尔当时的回答明确暗示，不会由自己一个人“背锅”。
“我可能看起来像个领头人，但瑞典政府的许多机构是作为一个整体运行的，这不是我每天早上在办公室一个人就能做出的决定。”
瑞典首席流行病学家泰格内尔 视频截图
尽管面对不少质疑，瑞典政府的政策一度得到大量民众的信任。一项今年5月初的民调显示，77%的瑞典民众对当局的抗疫策略“高度充满信心”。而瑞典每百万人口平均单日死亡率当时达到全球最高。
这当中，瑞典媒体扮演了为鼓舞公众信心而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与政府口径保持一致，自觉地抨击那些反对“群体免疫”的专家在“兜售丑闻”、是“瑞典之耻”。
哥德堡大学新闻学教授玛丽娜·格塞蒂认为，这是瑞典媒体面对危机时的典型表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媒体自身也对瑞典政府的策略抱有极大的信心。
其实早在5月份，瑞典Eskilstuna-Kuriren报就曾刊文揭露瑞典的医院如何拒绝治疗养老院老人。但该报地区主编艾娃·布尔曼称，文章遭到其他瑞典媒体“无视”，没有得到任何转载。“他们可能认为这不是真的。”
直到12月15日，瑞典“新冠事务调查委员会”发布的报告才证实了这篇调查报道的内容，批评瑞典政府在保护养老院老人的问题上“存在严重漏洞”，导致90%的疫情死亡发生在养老院，要求追责。
报告透露，好几个地区的卫生指导文件明确要求，不准为养老院的老人提供任何疾病、伤病的诊疗。这些老人中平均每20个疑似病例只有1人实际见过医生。而一些医生来不及看病历就直接推荐了姑息疗法。
瑞典一处商场近日已拉起警戒线 @澎湃影像
权威民调机构益普索17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当前瑞典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仅为34%，创本届政府最低纪录。民众对瑞典公共卫生机构的信心也降至52%，对泰格内尔的信任度从10月份的72%降至59%。
瑞典索德托恩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简妮·麦德斯塔姆形容，瑞典的民意“确实变了”，现在社会上对于政府的抗疫政策存在广泛批评，认为“真的失败了”。
麦德斯塔姆与布尔曼都认为，最终必然有人要对此负责（辞职）。而泰格内尔的上司、瑞典公共卫生局局长约翰·卡尔森，可能会“背锅”。
“我认为圣诞节的疫情曲线会更加陡峭，必须要有人辞职，否则将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即我们的社会没人承担责任。”麦德斯塔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