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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华商韬略 闫瑢
广州“史上最宽松”拟定落户政策，火上了热搜。
根据新规，在广州的7个行政区内，凡是大专以上学历、全日制技校高级工班人员，只要年满28周岁以下，缴纳一年社保即可落户。并且，只要落户就能获得购房资格。
广州落户政策的再松绑，足以证明对人才的重视。因为只有人才济济的城市才有未来！
事实上，这次广州新拟定的落户标准，即便放在二三线城市也算是超低门槛了。除了广州，全国各大城市为了抢人也是花样百出。
杭州的落户标准是，年龄35周岁以下的全日制大学专科(含高职)学历及45周岁以下全日制本科学历，在杭工作并由用人单位正常缴纳社保的，可申请办理落户。而为了吸引应届毕业生，杭州也给出了真金白银的落户补贴。
在生活补贴方面，给予本科生1万元、硕士生3万元、博士生5万元。在租房方面，对在杭州无房且未享受人才租赁房、公共租赁房等住房优惠政策毕业生（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连续三年每户每年发放1万元。而杭州为了引进高端人才，也是放出大招，如果他们想在杭州买房，会分别给予100万、80万、60万的购房补贴。
对比北京、上海落户政策的高身段，深圳的落户要求也是比较宽松了。
在深圳想落户，得要达到这些要求：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年龄在35周岁的专科以上学历。而在租房补贴方面，给予本科生1.5万元、硕士生2.5万元、博士生3万元。这还只是“洒洒水”，要知道，深圳各区对特定人才和企业的补贴，以百万甚至千万为单位！
盘点完“珠三角”和“长三角”代表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我们再来看看位于北方的西安。
西安的落户要求是，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受年龄限制;本科以下学历的，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
在租赁补贴方面，对处于A、B、C类的人才，每月分别给予6500元、5000元、3500元，可达5年，D类人才的补贴为每月1000元，可达3年。为了人才在西安安居落户，将给予他们实际购房金额的50％的补贴。其中，A类人才最高补贴100万元，B类人才最高补贴70万元，C类人才最高补贴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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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看城市的人才引进政策其实太过于单薄，充其量只是给毕业生们一个就业地域的参考。那么，在城市抢人大战的背后，人才们都流向了哪里？更重要的是，随着人才的区域性聚集，都市圈的发展和地域经济的发展态势又将迎来什么样的变化？
从年初开始，全国各大城市的“抢人大战”就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虽然北方城市纷纷向人才们抛出橄榄枝，但是人才南流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
当前，十大人口净流入城市包括上海、深圳、北京、东莞、广州、天津、佛山、苏州、宁波和杭州，其中珠三角4个，长三角4个以及京津冀2个。
这份数据表明，毕业生以及各类人才是会根据不同城市的落户限制和补贴，对就业城市进行选择，但他们更在意的是，城市是否能提供更丰富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薪资水平。毕竟，城市越发达，变数、机会、浪头就越大，借着风口就能起飞。所以，相对于北方来说，南方的“珠三角”和“长三角”更能吸引人才。
人和城市都是作为国家发展的要素存在，人才引进政策表明了各省市的发展态度，但是城市的发展潜力还是要看这个地方的整体环境和国家对区域发展的把控。
人才向南流和经济南强北弱已成定局，这些人口暴增的南方都市圈是否能承受住？传统的观点是，国家应该坚持“均衡发展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盲目扩张，但今年这种均衡发展观出现了转变。
今年8月，中央召集9位专家探讨“十四五”规划，给中国未来5年的发展定方向。这9位成员中，有一位新面孔徐铭提出了“大国大城”的观点，为未来大城市的发展规划提出了新的论调。
何谓“大国大城”？简单来说就是，中国大城市还不够大，人还不够多。
陆铭认为，目前大城市交通拥堵、学校紧张、医院人满为患的本质是公共资源的稀缺。这一情况的出现还是因为十几年前城市规划的前瞻性太差。要解决这个问题，城市就必须加大公共资源的供给，并将资源错配纠正过来。
此前，上海也宣布放宽落户政策，宣布除了北大清华的应届生外，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的本科生甚至可以直接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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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资源的聚集，中心城市吸引资本和人才的力量只会越来越强。伴随着人口大规模向南流动，劳动力资源在握的南方各大都市圈一定会迎来进一步的发展。
远离家乡的打工人们，在夜深人静之时终于放下了野心和盔甲，泛起乡愁。谁不想为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只是一线城市提供给年轻人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城区人口过百万的城市不过33座。但如今，不仅百万人口城市持续增长，还催生出北京、上海等这样的千万级人口城市！未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会持续走强。不出意外的话，它们将成为地球上最繁华、人口最多和规模最大的经济体。
南方各大城市落户政策纷纷放宽，而我们恰好赶上了这一次红利期。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目前为止，只有北京没有像这些城市一样。
你怎么看待南方落户政策的放宽和北京的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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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全面溃败？全国经济前十北方只剩独苗北京
近日，网络上有个话题被人们广泛讨论，那就是南北差距的问题。
起因是快到年末了，全国各地都在公布前三季度的经济成绩单。
由于疫情的得到了有效控制，在世界一片哀鸿中，中国的GDP逆势增长。
如此成绩，固然可喜。但在一份榜单中，我们却发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在GDP前十强的城市里，位于疫情中心的武汉，都抗住了最大的经济冲击，保住了前十的位置。
然而，曾经力压武汉的天津，却第一次意外地跌出了前十。
这也同时意味着，在全国经济前十强里，北方城市将只剩下北京一根独苗。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个趋势尤为明显——北方城市节节败退，南方城市不断超车。
如果按人均GDP来算，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发布的中国高收入城市排行榜显示：以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为标准，23座城市中，北方城市仅有5座。
即便是拥有行政力量中心的北京，近些年也尤为乏力，被无锡、苏州和南京赶超。
南北的经济差距，已经到了肉眼可见的程度了。
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地理系主任胡焕庸，曾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中国之人口分布》。
文章的末尾，他在中国地图上划了一条线，一头是东北黑龙江的瑷珲，一头是西南云南的腾冲，就是著名的“胡焕庸线”。
这时，在胡焕庸线的东南边，国土面积占当时版图的36%，人口占96%；线的西北边，面积占64%，人口却只占4%，严重不平衡。
到2010年第六次普查时，东侧人口占93.7%。70多年间，国内经历了如此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却仅仅减少了2.3个百分点。
不得不令人感慨，胡焕庸线的魔力。
胡焕庸线是两个世界的分界线，是边塞苦寒与田园风光的分界线，是干旱与湿润生态的分界线，也是农业与牧业生产区的分界线。
中国所有的一二线城市，几乎都在胡焕庸线以东。
到今天，在胡焕庸线内部，诞生了一条比胡焕庸线更重要的分界线。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其团队已发布过十多次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里，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北纬31度以北的大部分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下降，而北纬31度以南的地级以上城市排名在上升。
在中国的地图上，北纬31°正好穿过长江流域。在倪鹏飞看来，北纬31°就是一条中国城市发展的“长江防线”。
过去长江防线侧重于军事战略，今天却变成了经济意义上的。
长江防线以北的城市，正在加速黯淡下去，而长江防线以南的城市，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
北方的掉队，实际上也就是最近十几年的事情。
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方靠着国家投资，凭着一个个大项目，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
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的惯性仍在，在消费、科技与互联网尚未爆发之前，北方依然可以用资源与政策优势，与南方一争高下。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方的经济还热火朝天。
1996年7月，中国电信国际计算机互联网济南网正式开通。而且，济南市还成为全国第一个电子商务试点城市。
三年后，马云、李彦宏等互联网新贵才开始他们的新时代的征途。
1998年，位于青岛的海尔进入多元化发展阶段，通过持续兼并整合，产品已达几十个。
海尔对兼并的企业，输出自己的管理模式，用无形资产盘活有形资产，从而把兼并企业做强。海尔把这种被兼并的企业称为“休克鱼”。
凭借休克鱼理论，张瑞敏成为第一位登上哈佛讲坛的中国企业家。
1999年，山东纳税百强企业出炉，位于东营的全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位列榜首。
在另一边，“煤老板”已成了山西人的代名词，以煤炭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疯狂扩张，简单粗暴的致富模式，被称作“家里有矿”，至今还在互联网上被常常用来调侃人。
那时，以香港为样板建设的大连，有“北方香港”的称号，工商业发达、经济总量位居全国前十，是北方一颗冉冉上升的明珠。
不仅如此，北方城区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也明显多于南方，其中包括鞍山、抚顺、齐齐哈尔、包头、淄博等非省会城市。
现如今的厦门、苏州、宁波等南方明星城市，当时不过是城区人口几十万的中等城市。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我国城镇化率最高的区域一直属于东北，直到2009年，才被东部沿海超越。
千禧年后，时代轰然变化，太平洋的风吹来，南北各自调转方向。
谈了十五年，中国终于入世。温州、东莞、佛山等一些普通小城，借助外贸的风口逆袭成功。
南北中国，也在时代的浪潮下转向了不同的方向。
1988年11月21日，人民日报评论员吴国光去日本考察，在京都产业大学时，他被该校的教授小岛朋之问住了。
因为他的问题十分尖锐：听说贵国派了几个人到深圳特区给青年讲演却遭到拒绝，这是怎么回事？我们都很关注，请介绍一下。
小岛朋之所提到的事情，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
从1988年9月起，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广泛报道这次事件，大洋彼岸的读者们，读到了争论双方对特区发展的不同看法。
国内的大小媒体，海外的华文报纸，更是争相发表社论和通讯，评述“蛇口风波”的是非。
什么是“蛇口风波”呢？
1988年1月13日晚，深圳蛇口招商大厦9层，一个普通会议室内，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
三位专家均为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研究中心的报告员，各自在关于青年教育的演说中成名，他们的名字分别是李燕杰、曲啸与彭清一。
这场座谈会由共青团蛇口区委负责人主持，近70名蛇口青年参加。会议没有中心议题，开始时，主持人请三位专家谈谈来特区的观感。
三人对深圳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意外，会议大概会在友好热烈的氛围中结束。
然而，此时，一位青年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在内地、在北京，市民也好，青年也好，他们对深圳到底是什么印象？
曲啸回答：“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
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就是“淘金者”这个词，平地一声惊雷，引发了激烈的辩论。
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质问：“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曲啸回答：“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
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这位青年不同意曲啸的观点，另一位青年干脆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
双方持续交锋，尺度越来越大。
一位青年尖锐地说：“三位老师的思想在蛇口是没有市场的。三位老师的演讲在内地有反响，在蛇口这地方就不一样。蛇口很多青年在独资公司，他们的利益不一样。
我对你们说这些话不怕，香港老板不会炒我的鱿鱼，在内地就不敢了，不敢畅所欲言，这其实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1990年，外籍人士在海滨浴场玩沙滩排球）
彭清一说：明天我就在大会上当着那么多的人讲你的话，你叫什么名字？明天你们的市长都要去……
于是，这位青年递上了自己的名片。
座谈会后第二天，一份题为《“蛇口座谈会”始末》的材料被写了出来，从深圳分送给中央和有关单位的领导。
《蛇口通讯报》连续发表三篇文章，将双方尖锐的态势呈现给世人。
一石激起千层浪，信息很快扩散到全国，连被南方青年直呼“沉闷”的北方也活络起来了。
《天津青年报》、《新观察》半月刊等媒体纷纷为蛇口青年站台。
随后，《人民日报》关于“蛇口风波”的讨论，在全国报刊中掀起了评论这场风波的热潮。
从8月到11月，全国几百家报刊纷纷就此发表文章，绝大多数都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改革，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甚至有的还提出了“应该有一个‘蛇口环境’，一个使人免于恐惧的环境”。
《人民日报》还披露蛇口招商局董事长袁庚对此事的评论：“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因言治罪的事情。”
从此，全国的青年吃了一颗定心丸，愈发坚决地奔赴深圳创业淘金。
与之相对比的是，前段时间，有条新闻惹人注目：网曝雪乡宰客，烤肠15元一根引游客吐槽。
为此，《黑龙江日报》发评论为雪乡鸣不平。
吃与不吃是游客的选择，本无可厚非，关键在于，作者最后这样说：“除了喊冤，必要时，还得让喷子切身体会一下什么叫‘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在很多人眼里，南北的真正的差距在于思想意识。“投资不过山海关”之类的话，也广为传播。
北方官僚，南方自由，这样观点尘嚣日上，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固有成见，连带着认为南北经济的不同也是因为观念的区别。
但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采取出口替代战略，国家宏观开放政策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五个沿海特区和14个对外开放城市，基本奠定了沿海工业化与城镇化基础。
沿海开放城市最先成为承接国际产业和资本转移的地方。
到1998年，它们的GDP总量占全国的17.74%，整个东部地区利用外资占全国的85-90%。
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为横轴”的两横三纵城镇化发展格局。
此时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看，东西差距或许较大，但南北之间尚能维持平衡。
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采取多轮经济刺激，全面进行基建，再造房地产热潮。
以能源和原材料为主的北方工业本有优势，可惜过度刺激下，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也越来越不适应供给侧改革。
2011年开始，以煤炭为主的大宗商品暴跌，依赖传统重工业和资源的北方经济受到重挫。
2013年开始，东北城市的经济陷入寒冬，2018年后，天津、山东相继失速，北方经济一蹶不振。到2018年底，北方地区经济占比下降到38.6%。
另一方面，投资、出口、消费是驱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而北方却陷入投资的单一路径，出口赛道本就不如南方，消费上也落于人后。
今天，消费成了影响经济活动的最重要因素，哪里有更活跃的服务业，哪里才可能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在全国夜间消费最活跃的10个城市中，南方城市占9席，北方城市仅北京上榜。
这就引申出一个问题，气候。
试想，北方天寒地冻的日子，连出趟门都举步维艰，哪有余力和心情来进行消费呢？
人类历史上，气候一直都是影响经济活动的重要因素。极热和极冷，都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在农耕时代，温带地区率先发展起来。
在过去，冷比热更容易驯服，王朝也多定居于中原和北方。科技革命后，空调被发明出来，热反而比冷更易解决了。
李光耀曾说，如果没有空调，新加坡就没有今天。
南方一年四季，基础设施建设都可以开工运转，而北方冬季气候寒冷且夜晚漫长，别说人了，就是机器，在零下几十度的环境里，也难以稳定运行。
东北的老铁从钢厂下岗了，搞搞副业，支个烧烤摊，也只能弄上大半年。武汉在钢厂失业的工人，就可以随心所欲摆上一整年无压力。
全世界的北方地区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除了中国东北，美国五大湖区，德国鲁尔区，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等，都沦为了工业铁锈带。
如果说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交通了。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海运已成全球贸易的最主要运输方式。
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促进会统计，按重量计算，海运贸易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按商品价值计，则占贸易额的70%以上。
海运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主要还是因为成本优势。而且，船舶可以运输超大、超重的物件，打破了尺寸、重量等方面的限制，汽车、火车和飞机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入世后，南方的城市因为航运便利，迅速深度融入了全球产业链。
北方当然也有沿海港口，但却不如南方。
一来，因为气候原因，某些港口冬天会有冰冻期，船舶行驶困难，不能使用。
二来，世界海运主航道分布里，可以看到：主航道基本集中在南方港口，因为从东南沿海港口出发，能最快汇入全球主航道，距离更短，速度更快，成本也最低。
借助海运，南方城市还可以爆发一个技能，那就是江海联运。
长江干线形成了三大航运中心、5个自由贸易区、22个主要港口和26个水运开放口岸。
有黄金水道长江作为依托，不要说南京、武汉，就连川渝这样的西南大后方，都能驰骋万里，轻松渡过万重山，通过上海这个出海口，涌入世界。
北方的黄河，由于泥沙大量堆积，下游河床高于地面，处处都是“地上河”，通航条件非常差。
多重因素下来，北方就被扼住了咽喉。
南方的淘金故事仍在继续，而北方的节奏慢了一拍，但这绝不是人的原因，盲目地认为这是人的原因，就好像外国人一度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创造力就是不够一样。
在十四五规划中，有这样的表述：“优化国土空间布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
从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地都在为南北差距着急。
2018年5月，发改委原副主任在公开场合表示，南北经济差距太大，去年“南方GDP实现52.5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61%左右，是1980年以来占比最高的时期，相应的北方的占比下降到39%左右”。
在过去，经济重心的南移，既有市场自发的影响，也有行政力量的干预。如果真要协调发展，显然需要政府的布局。
“一带一路”的倡议要尽快落实，新亚欧陆桥经济带建立起来后，将横贯东西，北方大陆的城市，郑州、西安、青岛、济南、兰州、乌鲁木齐会连接成一条线。
北方气候寒冷，但对云计算来说正适合，在东北地区、华北和西北地区，建设世界级的云计算中心，未尝不可。
今年中美对抗不断升级，新冠疫情肆虐全球，让世界都面临一场大变局。
对中国来说，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以及战略装备等领域，显得尤为重要，这些正好是北方的优势。
北方城市的功绩不可磨灭，在过去的时代，东北构建了共和国打造钢铁躯干，西北是为大陆戍守边疆的咽喉，山西则为全国源源不断输送“工业粮食”。
他们共同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
现在，北方因为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市场机制和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承受了经济衰退的阵痛，我们也需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思考问题的出路和解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