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7月，我从大庆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毕业，开始为找工作做准备。
此前我也想过读研，奈何家里条件不允许：父亲没有正式工作，我和姐姐从小跟着他，披星戴月进入东北林场砍树。他怕我俩跑丢，经常一边砍，一边在深林里呼喊我们的名字；记忆当中，我们是一直搬家的，从老王家搬到老李家，半年后又搬到老孙家，跟别人共用一间屋子，睡南北炕，中间只隔个帘子。
我和父亲在吉林老家。
“好好学习，才能有出路。”父亲曾百般嘱咐。2002年，我以超过吉林省重点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庆石油学院电信专业，大四那年找了份兼职，给一个女孩当英语家教。她家的装修亮瞎眼球，卫生间马桶的开关我就找了半天。听说她父母已经办好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高考完就送她去蒙特利尔。那是我头一回听说“蒙特利尔”。女孩眉飞色舞，跟我畅想西式风情。我偶尔尴尬笑笑，就是听个热闹。毕竟，我只是为了那200块补习费而已。
在大庆上大学
听闻长三角电子厂众多，那年7月，我踏上开往苏州的火车，进了吴江某电子厂。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两个月——听宿舍里干了6年的大哥说，厂子是台湾的代工厂，“副经理”以上基本全是台湾人，职位最高的大陆人就是我们科长了——他干了快15年了，为人处事还如履薄冰。每天上下班，还解裤腰带、过安检门，起初新鲜，后来渐渐有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我年少轻狂辞了职，带着一只大编织袋，从苏州奔往北京。
在北京，没搬过5次家不足以谈人生
2006年11月，北京站熙熙攘攘，空气中是希望的味道。按照哥们小卡的嘱咐，我坐13号线到知春路下车。等他来接的间隙，我贪婪地环顾四周，想起父亲的另一句箴言：“男孩子闯一闯，没什么坏处。”
当时唐家岭还是一片荒芜，农民修起了三四层的小楼，每层隔出十几个格子间，厕所是公共的，冬天漏风，夏天恶臭。我和小卡住进了其中一间，月租300块。
也不知道谁给我灌输的思想，总觉得外企高人一等。我每天去网吧投简历，一门心思想进外企，2007年初，还真被一家总部在新加坡的公司录用了，职位是软件测试工程师，负责测试摄像头。
2007年拍摄于北京
工作确定后，住在唐家岭多有不便，我跟小卡互道珍重，拎起编织袋，搬入肖家河一处格子间。和我合租的是大超，大学四年睡我下铺的兄弟。大超喜欢周星驰，毕业后也离开了辽宁，开始北漂。
经过几次面试挫败后，有天，大超“啪”的一声，往我上铺扔了一个红彤彤的证书。
“这啥玩意儿？”室内灯光昏暗，看不太清楚写的什么。
“哥们儿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大超仰脖冲我说。
我打开一瞅，封面印着“演员证”，大超说这是花了100块钱办的，可以去做群众演员。
“你要进军娱乐圈啊？”
“嗯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王宝强不也是群众演员出身么？说不定哪天哥出名了呢，要我签名你得抓紧啊。”他很认真。
“行，超哥加油，我等着那一天。”我深吸一口烟，脸上露出不屑和尊重并存的复杂表情。
大学的几个哥们几乎都在北漂。右二是大超。
我上班的公司在海淀区万泉庄，试用期工资只有1800块，冲着外企、写字楼、白领的光环，我不计较。
测试组有个本科应届毕业生，一开口就知道是北京人，每次出现在工位上时，总是气定神闲，透着一股自信。后来他教给我不少东西：安装各版本的操作系统、备份50多个GHOST镜像、一键还原系统、硬盘分区、调试测试环境……我自愧不如——早知道就报考北京的大学了，即使再烂的学校，4年的北京生活也定能教会我更多东西。
转正后工资是2500块，依旧不够开销。毕业后要还助学贷款，我兜里窘迫，只好靠着套现和透支信用卡来维持——从X商银行的信用卡刷出钱来，有一个多月的还款空档期，再从农X银行的信用卡刷出钱去，补X商银行的窟窿，根本没有余钱给吉林的父亲补贴家用，但父亲则逢人便说：“我儿子大学生，现在北京上班了。”逢年过节面对亲戚邻里，他笑得越得意，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有天，我回唐家岭找小卡，指着隔壁上地中关村软件园的楼群，信誓旦旦地说：哥将来有一天肯定会在这里工作。
2008年我曾在VIMICRO工作过，蹭了一张照片。
都说在北京，没搬过5次家不足以谈人生。北漂半年，我就搬了6次，每次基本都是10分钟可以打包走人。
2007年2月，大超找了一份做电路板组装的工作，为了上班方便，我俩搬到了青龙桥附近那片等待拆迁的老平房。下了公交，要弯弯绕绕经过一段废墟才能到达出租屋，好多次我下班路过，总有花枝招展的女同志跟我眉来眼去。
住了一个月，我俩又决定搬家，理由是“人员太杂”。搬到哪儿，想不起来了。
4月，我跟大超分道扬镳，搬去了五道口威盛大厦对面的胡同里。每天清晨从群租房出门，抬眼就能望见天价的华清嘉园小区。
这次和我睡上下铺的人叫大宝，是大学同寝的铁哥们，四平人，大学时期，我们总爱开他玩笑，说他是四平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但凡一个有正常思想的大学生，都不会在思想政治课上一本正经、磕磕巴巴地提问道：“老师，我们学这东西有啥用啊？”
2007年，在石油大院群租房。
2007年6月，我搬到地质大学旁边的石油大院，弘彧大厦的旁边，住着月租400块的上下铺，跟大超重新聚到了一起。
原本的两居室被隔成4间。推开隔断的门板，嘎吱一声就能顶到床沿。做菜的油烟混合着廉价香烟的气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发酵，我怀疑过敏鼻炎就是那时得的。
大超喜欢在起点网看小说，如痴如醉能熬一宿。我则刷《老友记》，看佟大为马伊利演的《奋斗》，里面有句台词：“如果我一辈子穷困，你还会爱我吗？如果你一辈子努力，即使穷困我也还爱你。”
看到这里，我狠吸一口。彼时，我的高中女同学嫁给了一位部队大院的小伙，对方在北京有房有车，在航天局机构工作；初中同学的女友在北师大读博，两人情投意合，在小西天附近买了房子；还有一哥们，毕业后爸妈掏了首付，在回龙观置办了一套房子，只需要他还月供。
而我拿着2500元的月薪，早已被房价远远撇下。
在北京游玩
“夜晚的北京万家灯火，星星点点中何时才有我的家？”我问大超。
他白我一眼：“洗洗睡吧，明天还得上班。”
“我谈恋爱了，发现女友薪水比我高不少”
电脑右下角的企鹅一直在闪动，点开看，是小卡的留言：“8月份打算去北京周边hiking和桥降，你有时间参加吧？”
“大概多少花费？”我单刀直入。
“AA制，没多少，就火车票和农家乐饭钱。有个老外朋友，有专业设备，你要是去，咱俩去他那碰个面。我同时上网发帖子，看看还有没有一起去的。”
“好，去！”那些年我痴迷英语，一听有机会练口语，就答应了下来。
同行的有8个年轻人，其中包括小卡的2位朋友，1位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老外Derek和他的中国女友，还有两位在水木社区跟帖的女生。
hiking大合照
两位通过论坛报名的姑娘，一位特别爱说，一位特别爱笑。
爱笑的那个叫小花。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黄莺出谷”。别人说啥她都能戳中笑点，仿佛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开怀，让人心情也不自觉愉悦起来。
当晚，我们在河边宿营，夜里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早晨起来，凉意袭人，小卡呼大家去旁边的桥上速降。我自告奋勇，美其名曰给大家做个表率，现在想来，难免有出风头的意思。
那次一别，我对小花有了莫名的感觉。上网时，总期待电脑右下角一闪一闪的QQ头像是她。
我和小花的合照
那段时间，日子四平八稳地过着。一天，满脸青春痘的组长突然宣布，他要调去新加坡总部上班了。新加坡啊，我除了“鞭刑”，其他一概不知，除了羡慕就是感慨。北京小伙老气横秋地拍拍我：加油，好好努力，面包会有的。
回到合租房，地质大学的小胡约我去弘彧大厦门口撸串。夜晚的北京繁华喧嚣，风中弥漫着孜然羊肉的味道。饕客们推杯换盏，都在指点江山。酒过三巡，我吹嘘公司的趣事，感慨生活不易，小胡则梦想着毕业后干一番事业，怒骂着操蛋的大学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俩你来我往，羡慕着对方。
9月29日，一行人又相约去密云白河hiking。这次我答应得很爽快，因为听说小花也去；11月23日，相识整三个月后，我和她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们一起见证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2008年6月，我告别大超，和小花搬进了紫城家园一处“三改五”，月租700块。
恋爱后，我才知道有个衣服牌子叫做VERO MODA，而她一毕业就比我工资高很多。我开始把头发剪短，不再靠倒腾信用卡来维持生活，我想脱贫，我想有个自己的小窝。
2008年，我收到国内一家知名芯片研发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官是位测试经理，说话言简意赅。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验吧。”她笑笑说。
“你好，我毕业1年，目前软件测试工程师在职，主要负责测试摄像头的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我心里突突地紧张着。
“刚毕业一年，为什么就要跳槽呢？”
这个问题我早有预料。
“贵公司是芯片行业翘楚，我现公司的摄像头产品用的就是你们的芯片，产品和软件我都比较熟悉。至于为何要跳槽，实话说，一是觉得芯片是所有产品的灵魂，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贡献一份力量。第二是，我谈恋爱了，发现女朋友的薪水比我高不少，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价值。”
她没想到我会如此坦白，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顺利拿下了offer，在全是归国硕博的公司里，成了为数不多的本科员工之一。为我高兴的同时，小花也在不久后跳槽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关村软件园，薪水又高我一等——尽管和同龄人相比，我俩的薪水都谈不上高。
我们的结婚照
2011年，我们领了证，在北医三院验血那天，医生宣布小花怀孕了。
“咱得抓紧去妇幼保健院排队建档了！”新生命的到来让我兴奋不已，但俗话说得不错，贫贱夫妻百事哀，很快，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
“有能耐，你自己整租啊”
“7月是预产期，咱们又得搬家了。”一天，小花对我说，语气里稍有怨气。
“嗯，等过了农历年，我出去看看房源。”我搪塞道。
“我看了，整租都好贵啊，一个月至少四五千块钱。”她补充一句。
“再贵也得租啊，带着孩子哪能还合租呢？我多逛逛同城论坛，问问中介吧。”我信誓旦旦。
北漂9年，搬家几乎是我们的生活基调。从龙乡小区、紫城嘉园、清河南镇、二里庄、霍营、安宁庄北里、清缘东里、安宁里南小区，到强佑新城，算起来基本每年搬一次。
住在紫城嘉园时，我俩还被黑心中介扣了押金。合租的5家闹到了朝阳区派出所，只见中介翘着二郎腿，笑呵呵地抽着烟，一看就是所里的常客。民警让我们自己协商，硬生生耗了一下午也没结果，大家纷纷败下阵来。都要上班糊口，跟他们实在耗不过。
居无定所之余，小花的身体状况也堪忧。在孕期5个月的例行产检中，她被查出“宫颈机能不全”，险些流产。那阵子，她一有时间就逛妈妈论坛，恶补知识，在孕酮和雌激素的作用下，经常看着看着就开始情绪低落，忧心忡忡：
“奶瓶、奶粉、学习筷、牙胶、辅食机，X宝买，不放心，在实体店买，又贵。”
“坐月子怎么办呢，你只能休一两周，我产假也只有4个月，之后上了班，谁来照顾呢？没有幼儿园愿意收这么小的婴儿，再说，我也不放心。”
“还有啊，没有北京户口，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
“哎呀，你就别想啦行不？先把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重要。”我强装镇静，挤出笑容给她捏捏肩膀，自己却陷入沉思——这些问题，我居然从来没想过。
在之后的日子里，问题如同巨石，逐块压在身上，终于，在大年三十那天，我俩因一件小事彻底崩溃，窝在次卧里狠狠地哭了一场。
那时，我们蜗居在二里庄的次卧里，主卧是我大学同学和他女友。起初相处还算愉快，但他俩每回洗完澡，总会弄得浴室地板上全是水。小花怀胎数月，我怕她摔倒，提醒过2次，对方依旧我行我素。
有天，我再次好言提醒，结果同学的女友急眼了，怼了回来：“有能耐，你自己整租啊。”
我一向不敢与人争执，只好强忍着火气回了房间，开始上网找整租的房源。
那时，北京的房价已经“起飞”，对我来讲，买房是不大可能了，除非中了彩票。但为了老婆和孩子，我必须另谋出路。
和众多北漂一样，原本我们打算在北京再工作几年，挣点钱，实在不行就回老家生活。
然而我是个爱折腾的人，觉得技多不压身，恋爱后便捡起了《新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试着重新回炉，参加日语等级考试；
2010年，我又琢磨起留学美国，没事就泡太傻论坛啃英语，考GRE，但工作太忙，红宝书背了又背，基本上止步于abandon，GRE考了两次，同样铩羽而归。
小花也试过考北京的公务员，发现同样是条死胡同。
2014年，在公司上班。
2011年8月，天气燥热。小花挺着肚子，把我拉到朝阳区某会场，参加一个关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技术移民的讲座。我当场吐槽：
“移民，那得需要花多少钱啊！”
“中介都是骗人的，说得天花乱坠，你交完钱，就是菜板上的鱼肉了！”
“再说，我们出去后，能干啥啊？”
……
但为了慰藉小花，回家后我还是查了相关政策，评估了可行性后，花了将近2万人民币，报名了北京的法语课程。
实话说，当时我仍举棋不定。移民论坛里，一边是移民中介把海外吹成人间天堂，一边是移友现身说法，说出国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餐厅端盘子。亲朋好友也不看好：这玩意儿哪那么容易？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一天，同事凯西问我：“国内交通便利，各种美食美景，生活得挺安逸的，为什么要跑去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呢？”
她是公司上海分部的销售，考过英语专八，我经常向她请教英语，便渐渐熟络起来。
“那可能是因为你有上海户口，父母也都能伸手帮忙照顾孩子，所以生活压力没那么大。”我试着从她的角度来解释，“而且你们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还2套呢，跟你比不起。”
“哎呀，位置比较偏远，又不是什么豪宅，国内的工作机会多，赚钱机会也比国外多多了啊。”她岔开话题。
“话虽如此，赚钱机会再多，我没那能力、没那头脑也没用啊。”这是我的心里话。
“那加油啊，继续折腾，等你的好消息！”她不再和我争辩了。
参加雅思宣讲课
上课地点在万泉庄附近，周六日全天，为期一年。我500学时，小花300学时，她挺着肚子跟我一起上课，午餐就在周边的盖饭小餐馆解决。
学法语同样是从26个字母开始，我们需要忘掉英语，从零开始学习发音。看法国电影、听法语广播，还要随时随地听音频资料磨耳朵。这种没有娱乐、没有假期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完成了500学时后，我开始备考，跟其他小留学生一样，背单词、刷题、准备口语语料。在北京语言大学的第一场考试并不理想，又备战了几个月后，我前往青岛法盟再次考试，最终取得了口语B1、听力B2的TCF成绩，之后火速整理公证材料，提交了加拿大魁北克的技术移民申请。
早前已有传闻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开始收紧，对语言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的材料提交后，就如石头沉入大海，没了音讯。
我的法语成绩
“难道要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么？”
2012年6月，我在安宁庄北里整租了一个55平米的两居室，月租3300块。7月末，儿子出生了。
我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挑了个日子，连夜请假赶回吉林，准备给孩子上户口。然而，当我把证件摆在片警的面前时，我笑不出来了。
“办不了，孩子上不了你的户口。”民警瞥了眼我的户口本，头也不抬，把证件往回一推。
“为什么呀，我这大老远的从北京赶回来，我……”
“北京赶回来怎么了，不能落户还是不能落啊，你这不符合政策。”他打断我的话。
“我是土生土长的吉林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户口又从大庆迁回咱吉林，有什么不对的吗？”我有些暴躁了。
“你这户口本只有你一人，为什么你是户主，你不知道吗？”对方反问，“你这户口是挂靠的！”
“挂靠什么意思啊？”
民警白了我一眼：“你不是本地常住人口。”
后来他还说了啥，记不清了，只记得费解、委屈和愤怒一股脑涌上心头，那一瞬间，孰对孰错已经不重要，从小四处漂泊的我，再一次感受到无依无靠，仿佛一棵野草，随风飘零。
而后来发生的一次意外，更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经过一番周折后，儿子的户口最终落到了陕西，小花的家乡。
小花的产假结束后，我们在社区请了保姆，开销很大。2013年春节，父亲主动跟我们讲：“过了年就别请保姆了吧，糟蹋钱，我给你们带。”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雅思。恰逢公司和一些国企甲方打交道，有时甚至连按一个电源按钮的事情都需要我专门跑一趟，每天忙完工作、家务和学习，往往已是夜里11点；周末则是无一例外在家自修，没有娱乐不说，最熬人的是被雾霾加重的过敏性鼻炎——每隔两周准时犯病，一连十几个喷嚏，头晕脑胀，眼泪止不住地流。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我像个异类一样在北京苟且着，父亲愿意来搭把手，自然是救我于水火之中。但照顾孩子是个心细活，我不确定，干了一辈子重活儿的父亲，能否应付得来。
年近七十的父亲，推着7个月大的婴孩，我常常提心吊胆。
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鼻炎又犯了，请假回家，硬挺着复习雅思。父亲推着婴儿车，在楼道里转圈哄睡。忽然，门外传来“哇”的一声惨叫。
“怎么啦？！”我火速推门出去。
父亲一脸懵，嘟囔着：“不知道啊。”
儿子撕心裂肺的哭闹早已响彻整个楼梯间。我定睛一瞧，父亲嘴上的香烟没了烟头，低头一看，儿子的脖上已经被烫焦了。
我的心一下就沉了下去。之后的场景，不想回忆了。
奔往医院的路上，儿子在我怀里抽泣了一路，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往下掉，忙碌的工作，糟糕的身体，移民的挫败，乱成一团的家庭琐事，那一刻，所有的委屈翻江倒海地涌上来。“难道要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么？”想到这里，我绷不住了。
陆续跑了3家医院后，才找到愿意收治的积水潭医院。医生定级为二度烫伤，包扎处理后对我说：“小伙子，你庆幸吧，还好只是烫到了脖颈，要是烟头掉到眼睛上可就毁了！”
小花过来安慰我：“别责怪你父亲了，他也不容易。”
但她越平静，我越自责。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些改变。
伤疤也烙在了我心上。
一天，我的QQ弹出了凯西的消息：“小草，小草，我老公也在研究移民政策了！”
“咋，说来听听，被谁刺激了？”我困意全无。
“很多因素，他还没到40，已经快‘聪明绝顶’了，工作压力太大，他一个理工男，又不懂得变通，总是加班，还受夹板气，咱们没那么缺钱，他也就不想这么拼了；而且女儿有过敏性鼻炎，他总觉得国外空气可能好一些……”
QQ聊天窗口提示“对方正在输入”，我便没有打断她。
“再加上女儿随我，是上海户口，他也想迁到上海来，但最近办户籍被卡，把他惹毛了。他打电话去问，官老爷颐指气使，说他这种情况要投奔我的话，最好再考个研究生学历，不然就得等个十年八年的，把他刺激到了，气得直骂人呢！他就是一根筋，受不了这窝囊气。”
“户口转到上海可能比办移民还费劲吧？”我猜。
“可不是嘛！我们可能也得考虑技术移民啦，以后多跟你请教啊！”
就这样，凯西也走上了曲折的移民路，准备申请澳洲的州担保项目，但后来目标项目的职业列表变更，他们的职业被刷掉了。
我的情况也不乐观。2012年末，我申请加拿大留学签证被拒，理由是“移民倾向”和“资金不足”。截至那时，我共考了8次雅思，7次G类，1次A类，每考一次，都是将近1800块的报名费，但依旧没达到“4个6”的成绩。
春节，给出租屋贴上对联。
没有“4个6”，适合我的移民项目就不多了：雇主担保和投资移民都需要金钱支撑、联邦技术移民门槛又太高，我踮着脚都够不着；加上各省提名政策飘忽不定，我一度想过放弃——午夜学累了，要不算了；鼻炎犯了，要不别考了；朋友约吃饭，活在当下得了，还折腾个啥劲儿。
然而，每次看到同事为孩子上学满脸愁容，为买车摇号屡屡摇头，很多根本无解的问题，让我越发看不到留下来的希望。我咬咬牙，告诉自己：再碰一碰运气。
“为啥这些精英削尖了脑袋非要出来呢？”
后来，还真被我碰上了。
2014年，加拿大NSNP项目（新斯科舍省省提名移民）出炉，在全球开放接收150个家庭，且不需要雅思“4个6”的约束。我熬夜备齐了材料，开放当天就递了上去。据说截止前，全球至少有5000份申请，而我们幸运地成了150个被抽中的家庭之一（更巧的是，凯西一家也被抽中了）。拿到省提名后，便进入到联邦申请阶段。事情渐渐有眉目了。
法语报纸上登载了一篇文章，大意是“我们需要移民”。
2015年，等待办理移民加拿大的过程期间，幸运又一次降临。为了双保险，我还抢到了新西兰的银蕨签证（银蕨签证名额稀少，每年全球只有300个，被称为“熊猫签证”，一度被中介炒到30000块人民币。该签证已于2019年永久关停），只要在9个月内找到对口的本职专业工作，即可申请全家移民新西兰。6月，我辞掉工作，话别同事，抱着未知，登陆了奥克兰。
漂泊海外，心情和北漂时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丝患得患失。我在这里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来自百度、惠普、华为、IBM、阿里、京东、Oracle、腾讯、爱立信等公司，工龄10年左右。
“为啥这些精英削尖了脑袋非要出来呢？”小花曾经问我。
“这就是围城吧。”我想了想，说。
我在奥克兰和“移友”们聚餐。
为了方便出行，我在奥克兰买了人生第一辆汽车，尽管是二手的，但提车那天仍激动难抑，摩拳擦掌想上路试试。结果，在一个Y字形的停牌路口时出了意外——一脚油门往右拐时，左侧一辆皮卡车疾驰而过，完了，蹭上了。
朋友帮忙把车开回我的住处。那是个4人间的上下铺，阴冷潮湿。想到两个月以来，我面试的2家公司都以失败告终，而身边移友的经济条件、个人能力又都比我强，顿时，强烈的挫败感袭来。
剐蹭后的小车
“老公，今天有面试机会吗？”微信电话响了，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没有，老外办事效率太低了。”我埋怨着。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她故意卖关子。
我眼睛一亮：“不会是加拿大签证下来了吧？”
“是啊，我今天收到大信封啦！！！”
电话那头，小花放声大笑。印象中，好久没听到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了。我怔了怔，原来不是在做梦。
10月29日，在多伦多机场。
后记
那年10月末，我们一家登陆了加拿大。之后，我被Halifax一家广播设备公司录取，职位是软件测试技术员。努力工作了一年后，全家又搬到了渥太华，小花拿下了某网络公司的职位，从此恢复了“双IT”的局面，和在北京时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我想都没敢想的买房一事，在加拿大成了现实。通过银行评估，我们最终以5%的首付买下了一幢独立屋，在那里迎来了二儿子和三女儿。
图为一家五口住的小屋。
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移民并不意味着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漂在何方，烦恼依旧如影随形。只不过，全在于我如何看待。
在加拿大面试第一份工作时，面试经理问我：“Why do you move to Halifax?”
（你为什么选择哈法这个小城市？）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To be honest, I am trying to pursue my inner peace.”
（坦白讲，我在追求自己的内心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