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小蕙十三岁，从每月到手只五百块钱的工厂里逃了出来。她在溜冰场里搭上两个漂亮女孩，一开始，她们也不说自己在做暗娼，只说在发廊里打工。后来她们对安小蕙坦白：“就是陪老头呗。”“老头”在她们的语汇里，指的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
“干这个来钱快。”她们又说。安小蕙不愿意卖淫。在她的描述里，那几个月与“姐姐们”走动多，害怕的并不是她们的“客户”对她动手动脚。安小蕙很有自信，“叫一声，整栋楼都能听到。”她忧心的是，“姐姐”们还有一个男性小跟班，他“喜欢”她。
“他长得太丑了……”安小蕙爱美，当时天天钻研怎么做夸张的“杀马特”造型。十多年后，面对记者，她还在强调那个男孩有多难看，她不能忍。
后来她去东莞投奔堂姐，凭着“杀马特”发型，她在溜冰场里大出风头。数不清的打工仔想认识她、请她吃饭，安小蕙滋润地活了一段时间——我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报道里。乍听上去，这几乎是个欢快的传奇，只是，与安小蕙谈话，我一度旁枝逸出地想：那小跟班真的那么丑吗，能有多丑？涉黄窝点边上的“喜欢”，有没有可能是认真的？
在安小蕙的话里，这男孩根本没有姓名。我只能揣测，他跟着两个比他稍大的姑娘，被她们使唤，看她们偷偷卖淫，后来，喜欢与自己差不多年纪的少女。那少女去了东莞，他会不会也很难过？
“杀马特”的圈子排斥“老头”。安小蕙告诉我，在东莞有些二十多岁的青年也想玩“杀马特”，她不愿意搭理他们。蹦迪的舞池里，男“杀马特”艰难地挤到她面前，塞给她一杯奶茶。很容易把这时的她想象成一个溜冰场“卡门”，艳光四射，迷倒所有的男子，只是，现实中的“卡门”总是去伤害别人的心，歌剧里的卡门没有好结局。
小林那样的男青年，接受李一凡导演的拍摄，低着头只是笑。即便有了惹眼的发型，他仍然找不到真喜欢自己的人。说起家乡的新娘有的网恋，然后从家里逃走，他的话语里充满了忧虑。
凭着同样的审美趣味，安小蕙遇到一个重庆男孩，十年后，她坐在他们俩的小发廊里，怀里抱着孩子。安小蕙明媚又世故，命运相对爱她。但命运自有其尺度。安小蕙至今很不快乐的是，她的父母亲不愿意到重庆来看他们的外孙。他们觉得是在打扰别人家，把她当做“泼出去的水”，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
这些年轻的“杀马特”活得很率真，有他们的可爱之处，李一凡导演对我谈到，他的侄子在重庆读小学，不被允许在走廊里跑动。“现在的小孩什么事都不由自己做主。”这样的乖孩子以后被社会欺负到，可能不懂怎么反抗。
但是，他也没有“从俗”地恭维自己的拍摄对象有多大的精神价值。他对我直言，“杀马特” QQ群里流传的是大而空的“鸡汤”，溜冰场里放节奏劲爆的“神曲”，他带着挖掘中国版嬉皮士的想法接触“杀马特”，发现它只是一个少男少女之间的游戏。
这个游戏看上去、写出来，都因为光怪陆离而好看。但身在其中的人，哪怕是溜冰场“卡门”，过的都是一种粗糙的生活。“杀马特”少年错过的东西太多了，比如父母亲的陪伴，比如教育。
大红大绿的颜色也不能掩盖“杀马特”的贫乏。在溜冰场里，一见钟情的快乐、始乱终弃的痛苦，在他们都是——开心得要命、难过得想哭、难过得想砍人。“杀马特”的故事，如果有审美价值，只属于拍摄者和写作者。如果能选，“杀马特”不会愿意活在这样一部文艺作品里。
玩“杀马特”的少年也不可能真的保护好自己。我在报道里写到，他们总纠缠于各种各样的“讨薪”活动。除了在溜冰场或公园里转圈，他们在流水线上生活，这种工厂生活的苦闷是这么明显，是站着也能睡着、去厕所也要打报告、“再也不想进厂”。他们玩“杀马特”用完了钱，只能进厂，挣到一点钱又想玩“杀马特”，反反复复。
安小蕙告诉我，她出来打工大约五年，还没有身份证。她坐不了火车，只能坐不合法的大巴回凉山，大巴停在东莞偏僻的小道上，打工的人口耳相传才能找到它；一天一夜，它爬上四川蜿蜒曲折的路，带她回家。安小蕙晕车，这样的旅程对她而言，极其痛苦。
我觉得，无论安小蕙当时顶着怎样的发型，或者她有无在溜冰场里随意践踏同龄男孩的真心，世上都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嘲笑她。她的、与其他的“杀马特”故事，即便走向是美好的，以后也不应该再发生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