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下午更新的费加罗报官网刊出了一篇题为“腐败有可能导致中国面对新冠病毒延迟作出反应”的文章，当中费加罗报驻北京站记者塞巴斯蒂安-法拉提指出，根据一份新的调查，武汉一月进行的大范围测试，可能受到了贿赂行为的干扰。法拉提写道，现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初始阶段的拼图谜团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的线索，本次出现的新片段，主题是腐败贿赂，这也“将给习近平主席2013年上任以来主导的反腐败行动，带来非常负面的影响”。
法拉提所引述的这份调查来自于美联社，发布日期为12月3日，当中指出，今年年初，“武汉人在医院漫长等待接受测试，能够做测试的人非常少，而进行测试的人也经常得到假阴性的结果”。“根据美联社的调查，发现这种普遍出现的测试短缺，大部分是中国最高疾病控制机构的秘密与裙带关系所造成的”，“这种测试体系对科学工作者和官员们对病毒传播速度之快的判断，起到了阻碍的作用”。美联社还指出，在早前的一份报告中，发现“中国高层领导人延误了向公众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出预警”，认为“上述这些信息可以呈现出比较全面的中国初始阶段所犯错误的汇总图样”，“导致病毒经由武汉传遍全球，人们毫无察觉，并在现如今造成超过150万人死亡”。
美联社重点提到，中国疾控中心当时“把测试包的发放权仅交给三家官员们有个人关系的上海公司，这是通过与超过40名医生，疾控中心雇员，健康专家，产业内部人士等的交流发现的，也在百余张内部文件，合同，信息和邮件当中得到了体现”。这三家公司“后被发现是上海捷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上海伯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它们向中国疾控中心付费换取信息和发放权，但测试包被发现“大量无效”。根据消息人士的话，这些公司获取垄断权的交易价格每份达14万6千美元，但并不清楚资金是否流向了相关个人”。另外，美联社还指出，“中国疾控中心和国家健康委曾要求武汉的医院仅把病毒样本送至受其管辖的中心实验室...种种举动的结果是，今年1月5至17日之间，没有一份新病例官方出现，但事后数据显示早已有数百人感染”。美联社还引述一份来自“自然”期刊的预演推算称，如果当时政府提前两周作出反应，将可以把病例减少86%，但不确定是否早期介入可以防止疫情传播到全球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