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放开二胎未能扭转少子化趋势
浙江省统计局、浙江省发改委日前联合发布了《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下称“报告”）。报告指出，新时代浙江省人口发展形势正加快转变，面临出生人口下降、人口流动分化加剧、人口老龄化加速、城镇化比例持续提高等诸多新形势和新特征。在今后一段时期，这些趋势可能进一步加剧，并对新时代该省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基础性影响。
数据显示，浙江出生人口从2013年的54.9万人增至2017年的67万人，2018年回落到62.8万人，2019年进一步回落到60.9万人；人口出生率从2013年的10.01‰逐步升至2017年的11.92‰，2018年回落至11.02‰，2019年进一步回落至10.51‰。
报告指出，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后，浙江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有大幅提高，但生育高峰期很快于2017年到来，早于政策出台时的预期。2017年常住出生人口达67万人，粗出生率为11.92‰，2018年开始常住出生人口明显回落。同时，自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实施以来，浙江的二孩出生比例在明显提升后趋向稳中有降。根据计划生育统计报表结果，2017年浙江二孩出生率达到53.37%的历史新高，但2018年就下降到50.09%。
报告认为，浙江重新回到适度生育水平难度巨大。一是育龄妇女规模减少。目前的育龄妇女（15-49岁）人群自身大多为独生子女一代，其中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20-29岁）相当于俗称“90后”群体，其人数也明显减少。
二是生育意愿较低。调查显示，浙江省育龄女性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65个，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14个。
三是生育成本巨大。根据全国生育意愿调查，经济负担重排名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十大原因之首，其中，浙江省的比重虽然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达到了46.9%。此外，几乎所有的被访者都认为学前教育支出对他们来说负担较重。而对于双职工家庭而言，子女照料和家庭服务严重依赖家庭代际支持。
图：2017年育龄妇女不打算再生育的原因分布（%）
图片来源：《浙江人口结构及其变化趋势分析》
报告指出，“全面二孩”政策下，浙江常住人口出生高峰已经在2017年出现，预计今后出生率将逐步缓慢下降。“十四五”期间，浙江年均出生人口可能在60万人左右，比“十三五”时期有所减少。0-15岁常住少年人口总量和比重将缓慢回升后转为下降，“全面二孩”政策仍然不能扭转浙江的少子化趋势。
同时，按照联合国标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浙江已于2019年超过这一标准。10-15年后，预计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比重将达到21%-26%，进入超老龄化阶段。
二孩效应减弱后，如何刺激生育
不止是浙江，其他地区 “全面二孩”效应也在明显减弱。比如在山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头两年里，山东一度成为“二孩大省”，其中2016年二孩出生占比超过六成，达到63.3％，远超一孩。当年山东出生率达17.89‰，全年出生人口177.06万人，位居全国各省份之首。2017年继续高出生率，全年出生人口174.98万人。但到了2018年，出生人口明显减少至132.95万人，2019年继续下滑至118.39万人。
今年3月，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人口发展现状与挑战》报告显示，2019年该省人口出生率下降，自然增长人口创40年来新低。报告指出，当前安徽育龄妇女继续减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一是育龄妇女减少。二是生育意愿低迷。受养育成本高、托育服务短缺、医疗资源不足、学前教育缺乏等因素影响，适龄生育群体的生育意愿在下降。
陕西省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19年陕西省人口发展概况显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效应减弱，2018年开始，全省人口增长进入稳定期，出生率、出生人口逐渐开始下降。2019年，全省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1.219，比上年下降0.013。2019年，全省人口出生率为10.55‰，比上年下降0.12个千分点，全年出生人口40.83万人，比上年减少0.25万人，连续第二年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全省人口出生率和出生总量回落，主要受育龄妇女总量规模、年龄结构和生育水平变化影响。
从全国数据来看，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首年即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786万人，创下了本世纪以来的新高。2017年，二孩效应延续，出生人口达到1723万人，是新世纪以来第三高的年份。但到了2018年，二孩效应明显减弱，当年出生人口仅为1523万人。2019年，全年出生人口1465万人，比2018年减少58万人。从人口出生率看，2019年为10.48‰，创历史新低。
根据第一财经记者统计，“00后”与“10后”共有32564万人，而“80后”与“90后”合计为42393万人。如此算来，本世纪前20年，比上世纪最后20年少出生了10375万人，减少幅度约四分之一。
面对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今年以来，包括山西、河南等不少地方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措施。
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分析，鼓励生育要落到实处，对准痛点，真正解决人们“生不起、养不起”等问题。当前，我国不少农村的人口出生率还不错，但是在大都市，受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等因素影响，生育率低了很多。因此，解决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民生问题，对提高生育率十分关键，“提高生育意愿必须要有一系列公共服务制度安排。”
安徽统计局的报告建议，应刺激两孩生育意愿，包括充分保障女性劳动权益，消除就业隐性性别歧视，确保生育权益的落实；建立完善并逐步实施两孩家庭生育津贴、购房补贴、奶粉补贴、税费减免、男性陪产假等奖励和优惠政策；广泛宣传“全面两孩”生育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和社会环境，增强两孩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让适龄的生育群体愿生、敢生，等等。